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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世界近代史看中国的成功》文 扬
“兩會”閉幕，中國完成了最高權力的代際交接，新一代國家領導人走馬上任。
世界範圍內的反應，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最保守的預測，也會承認中國還將繼續上升；就算是那個流傳很廣、語驚天下的“希拉里預言”，也把中國的衰落放在了20年之後。
而在未來10年裡，習李主政的中國將會上升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則是全世界都在關心的大問題。
對西方這個全球主導者來說，歷史上它們曾肢解過很多大國，如莫臥兒帝國、奧斯曼帝國和上個世紀的前蘇聯。但這些大帝國當時都是腐敗和衰落的，從幾百年的歷史上看，西方尚缺乏如何擊敗和瓦解一個正處於快速上升期的大國的歷史經驗。
毫無疑問，西方面對中國高速崛起和繼續上升的勢頭而產生的焦慮和緊張，有著很深的原因。問題顯然不在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自由主義還是威權主義，戰略家們明白，這些意識形態化的觀念，可以用於政治批評和辯論，用於爭取民眾取得共識，但並不能反映歷史運動的主流脈絡。
撇掉這些意識形態泡沫，透視歷史運動的主流，可以說，近代以來，主要是兩個重大的“變身”決定了西方今天的世界地位。
第一個變身，是在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戰爭”中完成的。經過這場長達三十年之久、血腥慘烈的多方混戰，西方國家從宗教共同體變身成為了民族共同體。在戰爭中，仍然信奉傳統宗教觀念的西班牙和奧地利都遭到了失敗，而堅持國家高於一切的法國和瑞典等國取得了最後勝利。這次變身的典範國家是法國，雖然身為天主教國家，但受樞機主教黎塞留世俗政治世界觀的驅使，先後與英國、荷蘭、丹麥和瑞典等新教國家結成反哈布斯堡聯盟，最終打敗了神聖羅馬帝國。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為標誌，新式的民族國家代替宗教同盟成為了國際體系的主角。
第二個變身，則是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之後，在美國主導的“泛美利堅和平”之下，西方國家從政治共同體變身成為了經濟共同體。這次變身的典範國家是德意日三國，雖然與美英同盟是政治上和戰爭中的死敵，但在戰敗之後，卻一併歸順在了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體系之內，成為了去政治化的經濟體。冷戰的結束，標誌著堅持“政治掛帥”的共產主義集團最終敗給了“經濟掛帥”的資本主義集團。進入21世紀之後，世界成了不同種類資本主義經濟體相互競爭的舞臺。
在這樣一個理解框架中考察中國，可以看到，中國實際上也先後完成了這兩個變身，但卻用了遠比西方短得多的時間。大體上，第一個變身是由毛澤東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就是國家高於一切的原則在中國的最終實現；第二個變身是由鄧小平領導的，今日中國就是一個已經拋棄了“政治掛帥”原則的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經濟體。
簡言之，如果說近代以來這個世界只有兩條硬道理：第一個是“問題不在宗教，而在民族！傻瓜！”，第二個是“問題不在政治，而在經濟！傻瓜！”，那麼，西方做對了，中國也都做對了。而相比較而言，中國花了小得多的代價。
歷史記載，僅三十年戰爭就造成日爾曼各邦國大約百分之六十的人口被消滅，波美拉尼亞百分之六十五的人口被消滅，西里西亞四分之一的人口被消滅，其中男性更有將近一半死亡。更不用說二十世紀那兩次死傷數以千萬計的世界大戰了。
西方國家的這兩次變身，有一個共同之處，就是對“普世主義”的放棄。第一次變身，是世俗主義的民族利益競爭超越了普世主義的基督教教義競爭，堅持基督教教義的天主教集團遭到了失敗。第二次變身，則是更加世俗主義的經濟競爭超越了普世主義的主義之爭，堅持共產主義教條的前蘇聯集團遭到了失敗。
中國之所以能夠在這兩個變身過程中走了捷徑，付出了較小的代價，秘密可能就藏在這裡：中國受普世主義信仰的影響相對較小。雖然中國現代歷史上也有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狂熱，但很快就又回歸到了實用主義路線上。這恐怕就是中國奇跡的謎底之一。
如此看來，當前的問題則歸結為：第三條硬道理是什麼？第三個普世主義的誘惑又是什麼？
從目前的世界形勢看，這第三條硬道理很可能是“國民共同富裕”，而第三個普世主義的誘惑顯然就是宣揚“普世價值”的偽自由主義。
現實是：在“國民共同富裕”這條硬道理面前，一方面是西方“福利國家”體制的失敗和債務危機的加重，一方面是中國連續三十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結果是今日的中國和西方差不多已經站在同一道起跑線上了。而此次中國政府換屆，正是一個明確的標誌。
如此看來，只要中國能夠抵擋住普世主義的誘惑，堅持自己的發展道路，中國取得超越西方的成功終將成為現實。■
2013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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