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批：一位年輕人的博文，司徒華回憶錄讀後感。
此點評厲害之處，是讀得仔細，觀察敏銳，逐筆「混賬」抽出來疏理，從而對照出真假話、真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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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华的小馒头
Posted by harechan 2011/07/24
司徒华回忆录《大江东去》的一个重要部分便是1949年9月加入中共组织——新民民主义青年团到1966年9月《儿童报》结业这段经历。在这17年间，掐头去尾，又以学友社一段最为重要。
由司徒华出面注册的学友社，全名为“学友中西舞蹈研究社”，创立于1949年，是一个旨在“吸引香港追求进步思想、非左派学校的青少年组成一个群体，再想办法将‘红’色洗脱，转化成一个表面上没有政治色彩、以‘研究舞蹈’为名的学生团体”（第57页），平时组织大家集体学习，排演话剧，唱红歌、民歌，学习毛泽东、鲁迅、高尔基等人的著作。
有人便有斗争。1957年，社内的“红校”活跃份子采取“卑劣的手段”，对“‘灰校’系统的爱国青年进行的无情打击和批斗”的所谓“夺权”活动（第79页）。所谓夺权，自然是指夺司徒华的权了。但司徒华写道，“自学友社成立后，我只当了第一届总干事，之后便没有连任”（第70页），“一九五零暑假时已卸任了”（第480页）。言下之意是，所谓夺权根本是错的，因为司徒华手中无“权”可夺。——司徒华试图把自己塑造为一个旁观的无辜者，成了他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可如果司徒华真没有权，那么别人为什么会向他夺权？司徒华在这里玩了一个文字游戏。什么是“权”？在司徒华的定义里，不在其位，屁股离了位子，便没有了权。但位置算什么？邓小平没做过国家主席，但这不妨碍事实上由他说了算。位子是虚的，关键还是要看有没有威信。有威信，不在其位照样有权。邓小平南巡时是无官一身轻了，但但仍有威信，有权，一言九鼎。在书中，司徒华承认自己“在社友中威信很高”（第74页）。另外，游顺钊在附录二的文章中也提到自己“已感到会被排挤，所以极力劝司徒兄‘出山’，以他在社内的威信参加竞选，才能挽回危局”（第486页）。——一个能够在关键时刻被认为能够挽回危局的司徒华，不可能没有权。而关于司徒华在学友社中的威信，该书第108页有一副学友社1956年到赛西湖旅行的合照可以作为注脚——穿着最好的司徒华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
这样看来，当时司徒华在学友社中的确有权。那么，在对方试图夺他的权的时候，司徒华在做什么呢？司徒华声称自己“一直无意角逐主席或者任何干事”（第77页），一开始“碍于组织纪律，无从打听”对方参选情况（第76页）。后来对方指他“另立中央”，“为了弄清个中矛盾和澄清指控我的谣言”，他才“同意设法打探‘红校’七人参选的消息”（第77页）——似乎他是根本不是出于权力斗争之故，而只是处于无奈被迫开始打听，打听的原因也不过是想澄清谣言而已。
但是，游顺钊在附录二的文章中指出，当时司徒华的确在和老二（司徒华、游顺钊，再加上这个老二，当时组成了一个“爱国小组”，司徒华是老大）的确在“讨论五八年的社改选，筹划对‘红校夺权’的对策”（第484页）——很显然，在游顺钊的记忆里，司徒华当时不只是被迫打听，澄清谣言那么简单，而的确投入到反夺权中去了。
不过，司徒华的反夺权失败了。当时，老二对“红校”教师关曼瑶有好感，而且“来往颇为亲密”。于是，司徒华就派老二这个“非常可靠的伙伴”透过关曼瑶来打探对方内情。不想老二重色亲友，“不但没有打探到消息，反而把我跟他历次私下探讨有关选举的内容和对策，全告诉了对方”（第77页），让司徒华在“夺权”事件中“遍体鳞伤”（第485页）。到了1960年，司徒华服从“组织”分配到了《儿童报》，彻底退出了学友社。因此，司徒华和老二也彻底断绝关系，多年后偶然在街上碰见，两人也不互相打招呼了（第484页）。
这里所谓的“组织”，便是司徒华的上一级领导——欧阳成潮。在前任领导陈实私自跑回国内念大学后，没有人理会司徒华，直至他“主动打探，转达意见，欧阳成潮才再来联系”（第69页）。后来，欧阳成潮叫他不要回社里活动，但又没有安排其他工作，司徒华认为指示不合理，决定不予理睬，继续如常返社（第73页）。因为他不配合，所以欧阳成潮就开始与其他领导散播他是托派分子，以及其他一些谣言（第74页）。后来，司徒华和欧阳成潮对学友社的发展路向产生不同看法（这其实也是司徒华在学友社有权的旁证，如果欧阳成潮真的是他的上一级领导，那座位下属的司徒华只有听话的份，怎么有资格来与领导产生不同看法，即使有不同看法，又怎么能够称得上是“工作上的分歧”或者“两条路线斗争”呢？），最终导致欧阳成潮在背后策划了“夺权”行动。（第80页）
对于“夺权”，司徒华不认同欧阳成潮“两条路线斗争”的说法，他认为，根本原因是源自与中共内部倾轧的本性（第81页）。但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太站得住脚的说法。从古至今，政治都伴随着斗争。如前所述，在“红校”进行夺权的时候，司徒华的确派了心腹去对方阵营打探消息，不过是因为自己人倒戈而败得遍体鳞伤。而所谓“倾轧”，本身也就包含了互相性的意思，不是你倾就是我轧。败了就是败了，怎好随便就以一种清白无辜的姿态而把对方的胜利上纲上线到“内部倾轧的本性”上呢？
关于欧阳成潮，还有些余韵。第一，当司徒华被分派到《儿童报》之后，“无意间知悉欧阳成潮的太太是《儿童报》的出纳，但欧阳一直隐瞒这个关系”（第85页）。司徒华认为，“欧阳成潮似乎十分逼忌他太太在该报工作的事”（第85页）；第二，司徒华在名为“最后的申诉”一节中提到，自己曾向欧阳成潮表示自己“已经三十五岁了，今后的组织生活应该怎样呢”，意指有人介绍便可成为党员，但欧阳成潮却说“现在政策改了，团员的年龄上限是四十五岁”（第89-90页）；第三，欧阳成潮让司徒华帮忙写稿，但却不给稿费，声称会“给另一位地下党成员郑梓恒做生活费”（第86页）。对此，司徒华认为：第一，钱到底如何处理，只能“任凭他说”；第二，欧阳成潮“暴露了另一个组织成员的名字，完全违反了地下党的守则”（第86页）。
后来，司徒华还向港澳工委常委孟秋江当面诉说委屈。孟秋江表示可让他转到由孟本人领导的系统工作。听闻司徒华有当海员的志向，孟还询问他是否有兴趣到海外活动。但收到司徒华申诉材料的孟秋江不久便被调回国内，受到批斗，于1967年跳楼自杀，司徒华的申诉也就石沉大海了（第90-91页）。
1966年9月，《儿童报》停刊，欧阳成潮叫司徒华不用回《儿童报》，并断绝了和他的联系，至此，司徒華和中共的组织联系也完全断绝（第91页）。因为欧阳成潮一人的行为，司徒华对共产党用人方面留下了“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第92页）的印象。八十年代，新华社香港分社邀请他加入共产党，司徒华即时拒绝，说：“除非能够将我许多的历史问题解释清楚，我才会考虑。”又补充说：“我入什么党？你都没有解释以前为什么甩掉我。你先解释这个问题我才回覆你。”（第102-103页）据游顺钊所写，司徒华“到香港回归前仍对这件事耿耿于怀”（第485页）。
我想，当年地下党的联系本就因为单线而脆弱，失联该是常事，不至于像司徒华这样斤斤计较，觉得没有人理便是被抛弃了，此其一；其次，孟秋江一死，也就没有当事人，而八十年代许家屯赴港之前根本就在江苏工作，恐怕都不知晓司徒华年轻时和共产党还有一段缘，司徒华把当年的气撒在后来的事情上，也有些小家子气了。
那么事情的另一面呢？有记者就司徒华的批评电话采访现年86岁的欧阳成潮时，他表示，当年情况未必如司徒华说的那样。他记得司徒华曾向他提出要加入共产党，但他对司徒华说：“搵错对象，我无办法，我都无门路”。他又否认自己当年是学友社领导，地位亦非司徒华形容的那样高。他形容，与华叔当时只属一般朋友，在一些活动、旅行、文艺演出上见过面，交换过意见。他说，大家几十年前都是年轻学生，出现分歧十分正常，但他记忆所及，二人分歧不算十分严重。
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了戏剧性。啰嗦写了一圈，羊毛出在羊身上，构成了我对这小小罗生门的一点看法。这也让我想起了电影《无极》里，困扰谢霆锋一生的那块小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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