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華：「中國共產黨．共青團」身份與情緒鬱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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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城市定格》第37版 游順釗 2011-07-14
獨家連載《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附錄 我所瞭解的司徒華兄 一個六月的追思
前言
一九九六年司徒華兄來巴黎在我家小住時，跟我談及他要寫回憶錄的目的和大致的內容。可惜他一直百務纏身，以致很晚才動筆。現在他的遺稿快要出版了，總算圓了他的心願。司徒華兄家屬來信邀請我為故友寫一篇追念文章時，曾引用他對我說過的幾句過譽的話：「順釗兄的《愛的視野、義的鋒芒——讀司徒華「一言」結集五種》……我很感謝他寫了這篇讀後，這是知己的鞭策。……我們深交五十多年，他從其他方面對我的瞭解，又結合到結集中的文字，比一般讀者更能立體而又深入地認識我，的確可謂『知我』。」我希望這篇追念文不會有負他的期待。他在結集《捨命陪君子》的序言裏又說：「一般港人，大多都只從我的政治活動，得到對我的印象。其實，這只是我的一面。」所以本文著重司徒華兄的一些鮮為人知的事跡及其歷史背景作些補充，同時也對這些事件提出我個人的看法。
事跡，雖然受制於記憶力，基本上還是客觀的；至於看法，角度不同，主觀的成份就可能不少，那麼是否說得成理，就得與他的《回憶錄》對讀，和參照他生前好友的評說了。
在本文裏，我把我們倆的友誼的歷程比作拋物線的軌跡，並把已逝去的六十年分為三個階段來敘述：憧憬與幻滅（一九四八— 一九六八）、裂痕與疤痕（一九六九— 一九八九）、省悟與解脫（一九九○ — 二○一○）。雖然作這樣的時間分段，但其間所述也按所需而穿插不同時段發生的事件。第一階段是序幕，所述雖是一個社團裏一群青年人中發生的事情，但可視為當年香港左派青年活動的縮影。
在這階段裏，因我倆生活在同一個政治環境裏，類似的體驗交織著，所以我自己的敘述可以作為他青年時代事跡的佐證和補充。其餘的兩個階段，則以他為中心。是時，他已開始過渡為公眾人物，他的社會活動，媒介已報道甚詳，我只能就個人的理解去評述。
附有《一個六月的追思》一聯，乃本文副題之所據。六月對我們倆有一個特殊的意義。打從一九六八年我負笈法國起，我們就分隔兩地，在不同的生活環境裏，投身於毫無關連的事業。是一九八九年的六月把我們重新拉在一起，誠所謂殊途同歸。
一、憧憬與幻滅（一九四八— 一九六八）
參加「蜂蜂歌詠團」
在我認識司徒華兄前（以下簡稱司徒兄），我已受到左傾思潮的感染。在這一百年來，我們受盡了在英國殖民地裏偷生的恥辱，滿以為日本投降了，就會回歸到祖國的懷抱，誰料還是他們騎在我們的頭上。稍有點民族自尊感的，都會期望中國能為我們爭一口氣。舉我親歷的一九四六年十月廿六日群眾暴動事件為例。那天小販王水祥在油麻地砵侖街〔砵蘭街〕和窩打老道交接處，給一個外籍警員當場踢死，遺下年老的媽媽、妻子和兩個幼兒。司徒兄也曾提到當年小販的「走鬼」。他在《回眸時看》講的那個「馬拉松」賽跑的學生，就是對當時香港下層市民處境的一個較含蓄的和間接的寫法。王水祥的慘劇，在我幼小的心靈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追隨左派，就是希望能為解放香港出點力。那時我們就是那麼天真，把香港的回歸看得那麼簡單。
大約是四八年，我二姐因逃避國民黨的通緝，迫不得已從廣州回香港暫避一時。她在香港時結識了一些左傾青年。
是她介紹我去參加當時「卅八個被迫害團體」之一的「蜂蜂歌詠團」。她還陪我去參加了頭一次的晚會。這個歌詠團每個週末，租用了位於上海街靠近吳淞街那段的一家私立學校的教室舉行活動。學校設在一間兩層打通的舊房子的三樓。
每次參加人數約三、五十人。成員主要是年輕的工人、文員和中學生。來自「紅校」的只有香島中學的宋薇。週會的程式是主持人作會務和有關各友好團體活動的報告。接著是介紹當天才來參加的新朋友。負責人介紹完，大家就鼓掌，並不約而同地唱起「歡迎歌」（歌詞「成個嘩哩嘩哩嘩啦成個者。歡迎，歡迎歡迎新朋友來參加」）。他們的熱情，對我這個沒有度過校外群體生活的少年，有一股巨大的吸引力。
「蜂蜂歌詠團」的活動
這些晚上的週會內容，離不開唱歌、集體遊戲和跳秧歌舞。他們教唱解放區的流行歌曲，像《朱大嫂送雞蛋》（歌詞如「母雞下雞蛋啊，咕噠咕噠叫呀」）、《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和一些在香港左派集會時常常聽到的《你是燈塔》、《團結就是力量》。其中一首，歌名已忘了，但歌詞頗能打動我的心：「祖國的苦難，我們要分擔，祖國的光榮，我們要分享」。這個新中國是我認同和嚮往的祖國啊！
他們的活動，現在看起來很單調，可是當時香港中下階層，無論是年輕人、學生，還是職工，他們都缺乏課餘或業餘的文娛活動，一起消遣的，來來去去都是兩三個較為投契的朋友，怎能比得上在這些左傾團體裏，一下子就能結交上二三十個熱情的新朋友呢？而且，還得承認他們生活作風正派：不賭錢、不說粗語、不看色情的刊物和小報（他們大多看左派的《華商報》）。另一方面，加入這些團體，頗有跟上一個新潮流的感覺，很快的，談吐也變了，喜歡用些新字眼，什麼「群眾」、「工人階級」、「思想改造」、「學習小組」、「自我批評」、「會議提綱」、「積極份子」，連信的上下款也有新花樣，上款是什麼同志，擱筆前就寫上個「革命的敬禮」。
這個歌詠團有時參加一些左派工會的晚會，為工友們義務表演一兩個節目，既支持他們的業餘文娛活動，也體現新中國青年，向工人階級學習的上進精神。這些對外活動，給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一次，是在一艘停泊在港口的大陸貨船上舉行的國慶慶祝會。會場是設在船的大貨艙裏。
港英的政治封殺
當時「蜂蜂歌詠團」的負責人有兩個，一個叫張洪，另一個的名字我記不起。
因為他個子特別小，所以給人起了一個外號叫「袖珍」。他們都是二十來歲的小伙子，後來都在電車工人大罷工和「蜂蜂歌詠團」被搜查後停止活動時，不知所蹤，聽說都回國內去了。跟我合得來的團友是打磨工人何蘇和香島中學的宋薇。他們也先後離開香港。何蘇去了山西，後來當了海員，路經香港時曾來找我，惜我不在家。宋薇回廣州升高中，後來分配到貴州教書去了。一九五九年時我曾給她寄了幾次救濟包。他們是我懷念的兩位朋友。
我們這群左派青年，真可謂旗幟鮮明。集會時會場上掛著毛澤東像，散會時，背著腰鼓，在街上大搖大擺。天氣暖和時，我們無論男的、女的，都喜歡穿白色襯衣，藍長褲子，有些更在胸前別著一顆小紅星，這是地地道道的左派青年的服裝式樣。當年被稱作「紅校」的學生校服大都是這樣的。
到廣州易手前一段時間，一道政治冷鋒在香港出現，對左派活動的監視和控制越來越嚴厲。英方為了遏止大陸方面的政治影響，態度斷然變硬，炮製出一連串措施。首先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終止大陸和香港的自由來往，以便控制難民逃港；另一方面，他們引用新法案，以「不良份子」為藉口，把一些左派活躍人士和其他的所謂「不良份子」、流民、乞丐、妓女、殘廢病人等同起來，只要他們沒法證明在香港住了十年以上，就可以遞解出境。中國政府抗議無效，港英一意孤行，而首當其衝的是香島中學校長盧動和包括劉瓊在內的好幾位著名電影演員和工會領導人。但他們主要的打擊對象是左派工會。就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下，爆發了電車工人罷工。本來是個行業的工潮，卻蛻變成兩種政治勢力的短兵相接。我們組織慰問團和發動捐獻。我跟隨蜂蜂的團友去參加羅素街電車職工會的一次集會，是在打通好幾家的天台上舉行的。我們的鬥志很軒昂。
接著港英向左派青年團體下手。他們拒絕我們註冊，並且限期停止一切活動，而我參加的正是其中的一個。我們抗議香港政府的無理歧視，在左派報章上以「卅八個反迫害團體」名義發表聲明，據理力爭。但他們隨即採取行動。一天晚上，我和幾位團友被他們以非法集會為由逮捕，在港島的東方行（即大東電報局的舊址）的港英特務機關審訊後才放人。我當時是初生之犢，一點都不害怕，反而以被遞解出境為榮，嘲諷港英，說遞解可以省了一元四毛半到羅湖的火車票。其實那時候，我曾經獨自跑到廣州去投靠我姐姐的朋友，希望在那邊唸書。但因我未得到家人同意擅自離家，他們不肯收留，我這才返回香港。
「蜂蜂歌詠團」也隨著停止了活動。在這個失去群體生活的日子裏，我每個星期六中午都去旺角英華男書院找我四哥，看他們打球。四哥是司徒兄的四弟司徒強的同級好友，而我又住在他家的附近，所以常常去串門。我就是這樣認識司徒兄的。按他的敘述，那時他已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並正在為「學叢之友」的活動忙著。我與他的交情以及跟左派學生活動的關係，還要等到五零年夏天，我們一起到新蓋好的銅鑼灣的皇仁書院上學那個時候（參見他的《一生友誼和幾個腳印》，《明報》一九九零年四月十九日）。
參加「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
「學友中西舞蹈研究社」（下文簡稱「學友社」）成立於一九四九年，司徒兄是創辦人之一，曾擔當首屆的副總幹事，及至我於一九五零年暑假參加時，他已卸任了。
第一次參加學友社的活動時，我已沒有跟第一次參加蜂蜂歌詠團時的那種高度興奮。這時，我已習慣了集體生活，也許是這個緣故，我記不起頭一次踏進元洲街社址的情景。但我很快就適應這個新環境。到五零年暑假後，我和司徒兄一同就讀皇仁書院，就差不多天天見面了。我開始積極參與社內的工作，例如參加「歌詠組」和以皇仁的同學為中心的「拖拉機」學習小組。
一九五一年暑假後，司徒兄組織了「拖拉機」小組的部份成員，到元朗新田一位姓文的社友家宿營一周，集體學習政治文件。討論時，我們常常談到的，是中國什麼時候才收回香港。司徒兄認為至少要等十年八年，要我們為解放香港做好準備。但好幾個同學，包括我在內，不願意留在這個殖民地，希望及早返回國內讀書，投身國家建設事業。
暑假後，我和一個姓葉的皇仁書院同班同學，瞞著家人轉到「紅校」培僑中學去。是該校的唐潔貞老師作介紹的。唐老師原是我大姐在中山大學的同級同學。我們在培僑只唸了半年，姓葉的父母發現了他的秘密，命他立即退學，並託皇仁的一位資深教員李思義為他說情，轉回皇仁唸Form Two。他離開了，我也無心獨自留在培僑。這時候，司徒兄大概看中我和下文提到的老二，作為培養的對象，遂勸我不要回國升學，留在香港堅持工作。司徒兄說服了我，我就冒用我四哥的成績表，轉到一家中文私校去。這就是司徒兄在《一生友誼和幾個腳印》裏說我「像一個小孩子，去找尋彩虹從哪裏升起的地方似的，轉了學」那個時期。
這裏順帶說幾句，以緬懷那幾個月的「紅校」生活。
我在那裏呆的時間太短，說不上對它有什麼樣的瞭解。給我印象較深的是班主任黎蘭馨老師、教化學的吳康民老師、教物理的有點蹩腿的周老師。同學間給我印象較深的，是那位一口標準北京話的侯德燕。教語文課的黃浩●老師，在講解新的課文前，總叫她給大家唸一遍，真是字字清晰，音正腔圓。沒多久，她就「不辭而別」。那時候，很多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紛紛回到國內。也許她也屬於這類家庭的子女吧。
成立秘密的「愛國小組」
一九五一年下半年，老大司徒兄、老二，和我這個老三，組成了一個「愛國小組」。這是老大司徒兄發起的。其實老二跟我是同齡，但他似乎比我早熟，在社友眼中又是個名校的高材生，司徒兄當時一定比較器重他。老二從來沒有提過有回國升學這個念頭，他的姐姐曾是學友社的總幹事，可是他一直沒競選過幹事。此中定有默契，也暗示他比我早就被定作留港的培養對象，不像我在四九年時已暴露，在港英政治部的黑名單裏榜上有名。以此之故，我就以老三自居。
「愛國小組」成立的地點是在荔枝角道二六八號頂樓，那是我大哥新婚後的住所。趁著我兄嫂上班，我們就在那兒舉行儀式。那天天氣很好，大概是初秋吧。我還準備了一些簡單的酒餚作午餐。在老大主持下，我們對著國旗宣誓。此後，我們基本上每週都有一次聚會，大半在上海街三二三號二樓我養母家，內容主要是學習文件或討論學友社和學校的發展工作問題。
一九五三年後，我在父兄位於中環同文街的顏料店裏當店員。司徒兄希望我在那個行業裏的店員中發展工作。但談何容易。在兩年的時間裏，我只搞了幾個郊遊活動，但只發展了一個所謂組員。由於文化水平的差距，討論問題時，主要是我向他解說，沒到一年就拉倒了。這時候，正好錢學森回國，刺激了我對學習的興趣。
我就在公餘之暇學習俄語。
頭一個老師是一位製漆廠的工程師，地點遠在鑽石山。後來社友李啟德介紹我到灣仔跟蔣蓉卿先生學習。蓉卿先生是張謇的孫媳婦。她在哈爾濱出生，唸的是俄文學校，俄語是她的母語之一，說的是地地道道的俄語。我現在還懷念著這位溫良的老師。我曾介紹司徒兄認識她的丈夫張融武，討論中國古典文學的問題。那時張先生白天在香港大學東方語言學校兼課，晚上在麗的呼聲講《聊齋》。
世事每每很難預料。我們「愛國小組」交流工作情況時，好幾次提到香港大學利瑪竇宿舍的李柱銘這個名字，因該宿舍的學生活動搞得蠻出色，而李柱銘在其中起著骨幹作用。今天這位香港民主派元老，可曾料到五十多年前，他的名字曾多次出現在我們仨的會議提綱裏！司徒兄也肯定不會想到日後和李柱銘成為了他的戰友！
「愛國小組」的無疾而終
我們這個特殊的外圍組織，沒有向黨團方面發展，一直停留在一種表面上自發的組合，因此彼此之間，只有道義上的承擔，絕不受黨團組織紀律的捆綁。所以到五七年發現了「紅校」要「奪權」時，我要求他「出山」參加競選，和我在當選後，只願意當個文書的閒職，司徒兄也沒有用什麼黨的決定作解釋，和用組織紀律責我以大義。大概在「紅校」發動這個「奪權」前一些時候，老二參加了一個由香港中英學會，時任港大中文系講師的陳君葆領隊的大學生代表團到北京，受到周恩來的接見。回來後，他意氣風發，異常積極，在香港左派裏的接觸面也隨之擴大。這時他已是司徒兄在學友社內最得力的助手。後來我才知道，好多事情他們都沒告訴我，我也沒法過問，也許不願意過問。甚至有一次，我姑且叫它「兩雪事件」吧，老二竟跟我說：「社內謠傳你同時愛上兩姊妹，現在瞭解清楚了，沒有那回事」。當時我什麼都沒說，我不感到要謝他，因為這事本與他無關，我已私下受夠了，卻沒想到還有人在我的傷口上撒鹽！但我也不能怪他，因為這種「瞭解」，在社裏是司空慣見的事，而且他還可以說是為我清洗了一個放蕩不羈的「罪名」。這時候，我的心境已漸趨平靜，不如前些時候那麼衝動。我意識到我不是鋼鐵做成的那類人。我只希望長得像一棵嫩竹子，柔軟中帶著一些節。權力於我何有哉！
另一個是直接令司徒兄遍體鱗傷的「奪權」事件。
他跟老二討論五八年的社改選，籌劃對「紅校奪權」的對策，也是瞞著我的。
這也難怪他們，誰教我對社務失去興趣呢！但被見外，於我，這意味著「愛國小組」已無疾而終，是個幻滅，也是個解脫。六二年我去東南亞和澳洲浪遊幾個月，顯示著我對香港左派政治活動的告別。老二也於稍後到英國去了，只剩下老大司徒兄。雖然他堅持在學友社工作，但也初露了和黨組織間的裂痕。至於我們倆，在交往上，仍保持著非常好的個人關係，當然已不是往日的「戰鬥友誼」了。六二年離港赴法前那兩年，我在太子道喇沙書院附近的一家天主教教會主辦的「友誼之家」教外國人中文時，有好幾個月是住在他位於文英樓的家。司徒兄與老二，其後則徹底斷絕關係。司徒兄告訴我，有一次在街上碰到老二，彼此都沒打招呼。司徒兄謝世後不久，老二約見我時，對這些往事絕口不提，連司徒兄的名字和喪事也迴避了。
這是有關我們「愛國小組」第一次的公開敘述。此事只有我們仨知道（當然可以猜想司徒兄事前一定得到他黨組織的同意）。因司徒兄從來未交代過，我才作這個補充。
這個敘述，說明我和司徒兄六十多年的交往，不是沒有波折的。但我們的友誼卻經得起長時間的考驗，維持至今，甚至有所加深，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二之一 游順釗
編按近日，即將出版的《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部分內容曝光，引起了坊間極大關注，連日傳出不少對書中內容猜測的報道，本報向司徒華家屬查詢相關傳聞時，家屬表示，傳聞內容不盡不實，所有內容均以書本為準。另，游順釗先生的文章明日續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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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城市定格》第43版 游順釗 2011-07-15
獨家連載《大江東去——司徒華回憶錄》附錄 我所瞭解的司徒華兄（續） 一個六月的追思
與黨關係上的第一道裂痕
在香港地下黨組織眼裏，學友社原是他們的「地盤」，現在組織裏有些人不滿意我們的做法，要收回，但礙於我們在社內的基礎，就得想個辦法把我們趕走。在香港，他們不能用武力，就想出一個表面上是「民主方式」的詭計來，用兩三年的時間，分作兩個階段進行「奪權」。但這個陰謀與其說「奪權」，毋寧說「清社」（套用「清黨」一詞）。他們亦可謂深謀遠慮，以致多謀如司徒兄，也逃不出他們的如來掌，被鬥得遍體鱗傷，受屈多年而無處申訴。到香港回歸前仍為這件事耿耿於懷。
「奪權」的序幕
參加社的一般的週末或各個班的活動，是沒有什麼手續的，只要有社友帶來就行。但只有正式的基本社員，才可以參加學習小組和有選舉權和被選權。基本社員，都是參加活動一年半載後，聯誼組就會向幹事會提出通過的。
這種手續，向安無異。突然，五七年的一次幹事會在加快發展的藉口下，取消了這個必要的「觀察」時間，通過了增設贊助社員，並馬上給予選舉權。這個以贊助社員奪權的佈局，顯示地下黨組織在幹事會已有足夠的內應。到五七年中的幹事會改選前夕，我已感到我們會被排擠，所以極力勸司徒兄「出山」，以他在社內的威信參加競選，才能挽回危局。但他表示不打算參加。這次改選，我雖然仍獲連任，然而勢孤力寡，已覺得大勢已去。在幹事分工時，我只願意當個文書，主理在校社員的功課等閒職。司徒兄很不滿意我這個決定，但我淡出之意已決，他也拿我沒辦法。其時，對我來說，我們的「愛國小組」已名存實亡。有關探討社的新情況的對策，他只和老二商量，沒讓我參與。我亦已以自修生過了香港大學初級入學試一關，並得馮以浤兄的推薦，到拔萃男校唸Upper Six。我之所以還考慮在九龍上學，是為了多點時間到社去。兩個月後，更把心一橫，搬回香港西環家，轉到附近的聖保羅男校去。我向拔萃校長施玉麒告辭，給他教訓了一頓，說後悔當初沒要我交足一年的學費！
「奪權」後奏的是凱歌還是哀歌？
一九五八年的選舉是「奪權」的尾聲。這次選舉我沒出席。幹事會增至七人，後改稱常委會。但結果並不如他們安排得那麼理想，能選出一個面對一般中學生的陣容。幹事會七人中，只有姓陳的是學生和稱得上是新血。他是英皇書院畢業生，本來是「奪權派」的重點培養對象，五七年首次入幹事會就擔任副主席。可是這次他沒連任該職。這位「接班人」，當了兩屆重要職責的幹事後，在考進香港大學後也不幹了。據我所知，是前途問題和某些個人的失意促使他作出這個決定的。他的退出，令奪了權的人亂了分寸，以致後來竟然選了一位來自「紅校」香島中學的學生當主席！原來想散播的灰色煙幕全部落空，出台的都是紅得最透徹不過！
裂痕的彌補與「司徒華＋外國＝○」之謎
二零零四年六月二十日香港一家電台的《向華叔致敬》節目主持人來電話訪問我。當時司徒兄和張文光都在現場。
司徒兄當然聽到我即席說的話，但他沒作任何的補充和修改，這表示他同意我所說的確有其事。他沒回應，卻暗露此中有難言之隱。
六十年代末，聽說有人提議他到外國去做學術研究。我在給他五弟的一封信裏寫著： 「司徒華+外國=○」。我不是否定他沒有在國外當學者的質素和資格。我是認為，如果他淪為海外漢學界區區的一份子，那就太可惜了。這話雖然說得有點絕，但這是基於我對他的為人、他的情感、他的志趣的瞭解而作出的結論。他的文化根、感情的源頭，都深深地繫在這片黃土地。離開了香港，離開了中國，就是把他連根拔起！我說等於零，就是這個意思。幸而後來他留下來，那個「○」也終於變成一個實數，為香港的教育改革，為香港的民主力量，增添了一個「○」，進了一個數位。
今天看到他寫的資料，我才恍然大悟他要到外國去的真相。
彌補裂痕的失敗
一九六六年年中，在爭取到香港大學中、英文兩系的格林青（A.W.T. Green）和羅香林兩位教授支持後，我在陸佑堂舉辦了一個為期一周的「漢語研討會」。最後一天，星期六，葛量洪師範學院校長羅宗熊帶著一群學生來參加。司徒兄也不約而同地來了，會後我跟他到大學附近，在般含道的莎蓮娜餐廳吃午飯，在座還有馮以浤兄。他趁熱打鐵，向我詢問了好些有關漢語研究問題。
現在我們才知道六六年七月間，正好在我的「漢語研討會」後，他要到澳門去會見時任《文匯報》社長和港澳工委常委，主管某秘密活動系統的孟秋江，申訴他從五二年政治部搜查學友社事件，到五八年「紅校」的「奪權」和被派到《兒童報》靠邊站的整個過程中所受的委屈。大概事前他已得知孟秋江有意思安排他以學者身份到外國去，所以他來參加「漢語研討會」最後一天的討論和結束儀式，並藉著這頓午餐的「閒聊」，瞭解一下國內外的漢語和漢學的研究情況。
司徒兄和孟秋江兩人都在香港工作，而要把會面安排在澳門，看來這高度的保密是為了瞞過司徒兄原來的領導。要是當年孟秋江不在「文革」期間自殺，而為司徒兄申訴成功，落實司徒兄轉移到海外的新任務，那就不會有這本《回憶錄》了！
疤痕纍纍
司徒兄於一九九六年七月四日來信，有這樣的一段話：「我知道你是性情中人，讀到（香港）報上（晉儀）的訃聞，更感到你的深巨的哀痛。曾多次執筆，或拿起聽筒，但都終於擱下了。也許，這有點近似魯迅所說的……又也許，這是一種自我的潛意識的反映。我也曾受過不少創傷。
在那時刻倒願意別人讓我寧靜一點，好讓我能像一匹受傷的野獸，獨自鑽入叢林，默默地舐乾身上的血跡，等待傷口的癒合。這麼多年來，我可以說是遍體疤痕的了。」他政治上的「疤痕」，也許為較多人所熟識，個人感情上的「疤痕」，據我所知，從來沒見諸文字。所以我認為這段文字，很能幫助我們瞭解司徒兄的內心世界。過往他給我的信件，還沒有過這樣坦率的流露。此中值得注意的，是寫於悼念我愛人時有感而發的話。
他和同事黃少容老師的感情，是他的五弟在七十年代初向我透露的，少容的宗教信仰構成他們倆結合的一股很大的阻力。司徒兄一生的唯一飾物，那枚刻有聖者克里斯朵夫背著聖嬰渡河像的金墜，就是這位弟弟在那時送給他的。我同意宗教信仰是他們共諧的攔路虎，要不，怎樣解釋，他們相戀時，一個已年過四十，一個的歲數也差不多了，為什麼還遲遲不訂婚、不結婚呢？我認為這是司徒兄一向在這方面的猶豫所致。當時他還沒有把心一橫，與黨組織決裂，仍受綁於那個「黨的情意結」。要是少容不早逝，隨司徒兄對黨的態度的轉變，肯定他們是可以組成一個美滿的家庭的。
司徒兄常說，意中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然而，就算遇上了卻又不放膽去求，還是會失之交臂的。正是在這點上，由於他的內向性格，更由於他的組織觀念，使他錯過了不止一次的機會。
他對兒女之情的態度上是很保守的。這可以從一九八四年的一個約會看出來。
那年我剛好路過香港。他約我一個大清早上到彌敦酒店頂樓的嵩雲廳吃早餐。他說， 「你還記得她嗎？」他真是多此一問。我怎麼會不記得這位在五十年代初曾是他暗戀的人呢？那時候，我們都在學友社，我跟她蠻熟的，她把我看作小弟弟。她住在英皇書院附近。我好幾次下課後，去她家聊天。她間或還留我吃飯，但不是同她家人一起，而是兩人單獨用膳。她因另有所擇，到廣州唸高中去了。我也曾到過她在廣州白鶴洞那家中學看她。
那天，我和司徒兄差不多同時到達嵩雲廳。他一見面就說： 「昨晚我沒睡過。」這句話道出他三十多年後還沒忘懷。這是意料中事。但我驚訝的是，他還是那麼「世故」。幹嘛要找我作伴呢！又不是對方要求見我。我猜想是鑒於有第三者在場，就不會出現感情上的激動。現在又知道，他的女友少容剛在前一年病逝，更不願意觸及那新傷口。總的來說，那些年頭，他在政治上和私生活上的雙重打擊，都使我在重讀他信裏那句「遍體疤痕」而感嘆。
如今重提這個約會，使我想起一九九零年八月十六日他的來信。信末寫著：「我已不彈此調（指寫舊詩）二十多年了，抄舊作兩首以奉」：
欲極瓊瑤路竟無，倩誰贈我錯金刀？
一腔熱血凝雲雨，會灑人間化碧濤。
西北高樓清怨絕，仰天拔劍幾茫然。
衝冠一怒憑欄處，細雨斜風有燕來。
算來，這兩首很少在朋友間流傳的詩，應寫於六十年代，最晚也不會遲至七十年代，這時少容仍在，而另一位則早已名花有主，所以「欲極瓊瑤路竟無」不應指少容，而較宜於指後者那位舊戀人。
就男女關係而言，五十年代的香港仍是個半開放的社會，年輕人在這方面的感情受到很大的克制。我們大多是來自男校的學生，在社裏一下子遇上了一大群同齡的女孩子，可以無拘無束攜著手跳舞，坐在一起唱情歌，甚至為了社務或小組的事情而單獨約會交談。時間稍長，愛慕之情很容易油然而生。然而社內的左傾思想，是很強調在男女關係上的嚴肅性和負責性，甚至把戀愛和學習、工作對立起來，認為不宜太早談戀愛。一有什麼「風吹草動」，認為態度不對，動輒會受到公開批評，「少年的煩惱」嘛，也只得把它埋在心坎裏。當年不羈如我，也不得不有所顧忌。作為社內思想教育工作的領導，司徒兄有樹立榜樣的責任，就更不能不格外小心。在這種思想型態的壓力下，愛是一朵紫茉莉花，只能在暗地裏開，當然也會在暗地裏萎謝。
司徒兄對異性的愛這個問題非常敏感。還記得拙文《愛的視野、義的鋒芒》的原題是《愛的視野》。他看到初稿後，馬上給我電話，說題目裏那個「愛」字太敏感，希望我重新考慮。當我加上了「義的鋒芒」，把「愛」與「義」並提，他才放心。
在結束這一節前，我想起老二在兩年間連續兩次上錯了「愛情之舟」。先是在「北京之旅」，他愛上了一個隊友，但這位女同學，很直率地告訴他，她已有對象。這是對他當頭的第一棒。還沒夠一年，他又在香島中學，認識了那位策劃「奪權」的年輕老師。他又看上了她。據司徒兄在九六年對我說的，是老二在務求取得美人的青盼，竟然把他們倆商量好的有關「奪權」對策，向那位女士和盤托出！從事後黨組織對司徒兄的斥責，是應有其事，不是司徒兄冤枉老二的。然而在超過半個世紀後，我對老二的作為，卻有些不同的看法。在我的印象裏，老二在愛情上是很專一的，不是胡來的。那時候，我們都是血氣方剛的小伙子，在愛情問題上很容易迷。老二在第一次追求給澆冷水，那麼我們可以理解，他為什麼第二次時，不顧一切地「全力以赴」。他不用像司徒老大那樣，要自覺地遵守組織的紀律，他更沒料到會為此給司徒兄增添一條「罪證」。我認為他不是有意陷害司徒兄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當時港共在決定奪權時，早已把司徒兄在社的領導定性為反黨，所以，老二就算不把他們商量好的對策轉告對方，結果還是一樣的，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裏，我再舉一個例子作為黨組織這種捏造罪名的佐證。一位學友社成員比我早一兩年考進香港大學。她在大學裏很活躍，當選為學生會的幹事。我們在社內早已認識，但在校裏見面時，彼此都裝不是舊相識。但司徒兄的黨領導歐陽成潮，卻無中生有，嚴厲批評司徒兄，指他向我洩漏了那位舊社友的背景！這個指責，我是最近才知道。完全是無中生有，捏造出來的。但當年礙於組織的信念，怕犯上了暴露黨的關係，司徒兄不敢叫我出來作證。
此外，是我主持一九五五年學友社第一次舉辦的聖誕晚會；是我在五六年擔任以英皇書院同學為中心的「口琴組」的指揮；也是我於同年協助發展了十來個香港仔官立學校同學參加社活動。這都是和「奪權派」所強調向「灰線」學校發展方向一致的，是無可挑剔的。為什麼我也被排擠呢？這不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嗎！
行文至此，接到波士頓舊社友陳維甯寄來的《學友社金禧社慶紀念特刊》。《特刊》中學友社歷屆常務委員會委員的五十二人名單裏，我這個當了三屆的，卻付諸闕如！足見這班人的心態，惡性不改！
總的來說，受害最大的當然是司徒兄，老二也給人利用而遭人指罵，但深究一下，造成這兩個原是至交的夥伴，一下子變成陌路人也不如的這個責任，除了當時的黨組織，還有誰去負呢？我覺得老二的身上也帶有些傷痕，只不過遠不比司徒兄的疤痕嚴重吧。
這件事老二也受到打擊。因司徒兄在「奪權」事件後，仍有待組織的分配，暫留在社裏，因此老二卻很難在社內容身。這時候，也可以說他已再沒有甚麼值得戀棧的了。這年，他剛好在港大土木工程系畢業，打算到香島中學教書，這固然是那時我們左傾青年的狂熱表現，但此中最重要的動機，我看是希望能與他追求的人一起工作。他沒想到，愛情之舟，可以一覆再覆。對方很嚴肅和負責地對他表白，已有對象。然而至此，他仍希望另闢新陣地，從事學生工作。在接著的兩三年間，他在公餘之暇，常常回大學去，積極參加校內的活動，但談何容易！後來他去了英國，跟一位英國人結了婚，並在國際貿易上，大展身手，有驕人的成就。最近一次他約見我時，已絕口不談往事了。
三、省悟與解脫（一九九○ — 二○一○）
人是一個矛盾的載體
司徒兄一九九八年在《人是一個矛盾統一體》裏說：「你我都是一個這樣的統一體。內心的矛盾是生活見精彩的那部份……但由於種種原因往往不願直接，甚至間接傾吐。 」我看這幾句話裏，也應有他在。他還說： 「什麼時候，我能把那深層矛盾的統一過程，也寫了出來呢？」這句話，似乎暗示他正在考慮寫回憶錄。我想，若能把對重要事件作出決定前，剖析內心的矛盾，然後交代過程，這樣才能述得合情合理，令讀者覺到有真實感，有說服力。
回歸前夕的矛盾心情
我們這群年輕人，當年對社會主義的祖國充滿幻想。我們渴望香港能早日回歸。這個日子終於到來了。能圓了這個心願，誰不高興呢？可是，早不回，遲不回，偏偏在六四後才回歸！歷史真的跟我們開玩笑。我們內心顯然是有矛盾的，這尤以司徒兄為然。他年輕時，也曾給國內友人寫過這樣的詩句寄意：「紅旗插到爐日，慷慨同溫少小遊。」回歸前一年的七月廿三日他到巴黎，在我家小住，跟我「同遊四天，共話四夜，給此生刻下了永恆的回憶，但又想到此生是否能再有這樣的機會，不禁惘然！」（同年八月廿七日來信）。臨別時，他以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一書見贈，並在扉頁的空白寄語：「七月十八日離港作環球之行，攜此書作伴。廿三日抵巴黎，已讀竟全書，以之贈兄。旅途中閱讀此書，再三掩卷沉思太息，慨歎所述非陳寅恪一人晚年之遭遇，實為四九年以來，中國知識份子命運之一側面，展示生命融入人性與傳統文化。此兩者，在專政暴力下所迸發出之火花，以及被焚化為灰燼之飛揚。前望國運，何其茫茫！謹以『三軍可奪帥』互勉，並期各自珍重！」末句語氣蒼涼深沉。他們要奪三軍之帥，也許一時得逞，但我們匹夫之志則奪不了。又正值香港回歸期限日近，局勢甚不明朗，生怕後會難期，致令他在巴黎塞納河畔感到一股易水的寒氣。翌年，九七年五月他加入《明報》副刊《三言堂》，在該專欄開筆之日，正是香港回歸的前夕。首篇的題目《捨命陪君子》，含意是義無反顧，也是慷慨激昂。
信仰與黨紀的衝突
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這個交替應是一九八五年八月四日他到尖沙咀浸信會受浸那天。他是否已徹底拋棄了唯物觀，我不得而知，但受浸，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是個果斷的決定，解決了多年來的困擾。他在擺脫黨組織關係的路上，踏出了一大步。但這個勇氣，首先來自對黃少容的愛，因有那含蓄而又真摯的愛，才會毅然作出如此沉重的承諾。
他九六年在多倫多對家人披露他的愛情與信仰的歷程，如何取得了這兩方面的解脫。他說：「黃少容老師在臨終時，囑咐我信基督教……。我知道如果不同意，她會抱憾而終，於是我答應了。」這幾句肺腑之言，怎能不叫人嘆息呢！
在少容走後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就履行了他的莊嚴諾言。
他過了第一關，卻過不了第二關。天妒紅顏，終無法成眷屬。
當我受託在他的紀念冊的扉頁上題寫「主賜我以力量」時，我很想問，是少容給他以力量，還是是主，通過少容，給他以力量呢？我一再讀他九六年七月四日來函裏寫的： 「萬望珍重，抖擻精神，繼續去做一些……自己愛或曾愛、愛自己或曾愛自己的人所寄望的事。」我找不到答案。
整體的省悟和解脫時刻終於到臨。八九年六四這一場洗天暴雨，教他和很多的同路人對中共的情意結得以徹底的、公開的解脫。這時候，除了把那份「純潔而含蓄的愛埋於心底」外，其他的，他都已沒什麼不方便公開說的了，於此，我就不用贅述了。
對人與事的新寬容
從對郭沫若到錢學森的評價我倆之間多年來保持著和而不同的態度。例如，對個別的中共歷史人物，我跟他的見解有時候很有些距離。在拙文《愛的視野、義的鋒芒》裏，我就曾公開表示不同意他對郭沫若、周恩來等人的抨擊。他也曾在好幾篇文章裏，用非常苛刻的字眼形容周恩來，例如在二零零二年十月十一日的〈詭譎權力鬥爭一瞥〉說他「老奸巨猾之至！」。前幾年，有一次，他用「吳起吮疽」這個典故來詮釋周恩來厚待他的朋友的動機。我大不以為然，覺得他的話欠公平，若用這樣的態度去衡度當代人物，推而廣之，那就真的水清無魚了。但到二零一零年我為《明報》寫〈六四的尊嚴〉時，有些朋友看到初稿時，強烈反對我為錢學森辯護。這時候，他卻支持我。
他覆信時用「錢老」稱呼錢學森。雖然這次討論的對象不是同一個人物，但我覺得這總是個轉變，他比以前寬容得多了。又如他到訪時，頗欣賞我把在巴黎住的那條街的街名音譯作「驚弓坡」。雖然是件小事，然亦足以見微知著。要是在六十年代，他一定是不滿的。
「曇花」的爭議
我倆之間的這個爭議，是從「曇花一現」這句佛家詞語的象徵意義展開的。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他在〈曇花一現〉一文中說：「以前，我一直對『曇花一現』這四個字，沒多大的好感……六二年釗兄到東南亞、澳洲等地漫遊，大抵猜想我對他此行不以為然，臨行對我說：『曇花總要一現，即使別人欣賞不到，但花自己是決不會錯過的。』他這詩意的豪言壯語，震撼了我，改變了我一直以來對『曇花一現』這四個字的觀感，不時地反覆地去再三深思。」其實，早在一九九零年八月十六日來信，已重提「曇花」一事，他說：「你還記得你曾對我所說的『曇花』的話嗎？當時，我回答： 『我喜歡的是一片蒼蒼的森林，假如處於黑暗陰濕的角落，我願做長在石塊上的青苔。你覺得我很冷，其實，我的心始終是熱的，跳動的。』」我沒忘記我那句話，但沒想到的是那麼多年後，他還沒把問題放下。
他在文章裏繼續說： 「游兄關於『曇花一現』的話，使我想到：松柏長青、菊花傲霜、梅花耐寒，甚至花葉不美的野草，它們生長活著，都不是為了給人們看見的。大地上更多的花草樹木，都不是在自生自滅，不管人們看不看見的嗎？正如游兄所說： 『即使別人欣賞不到，但花自己是不會錯過的。』別人欣賞不到而自生自滅的無數的花草樹木，都沒有錯過自己的生長、開花、結果、繁殖，一代一代這樣地存在著。曇花一現，開了花，結了果，留下種籽，哪管人們看不看見它的一現。
它沒有錯過這一現，沒有錯過自己的生長、開花；結了果，留下種籽，即使花朵頃刻即謝，已經無憾！」司徒華之所以為司徒華，就在於這個長時間思慮中，從「曇花一現」悟出一種人生態度來：「適意」的人生。
他是很晚才提出這個「適意」的人生觀。這似乎是在聖母醫院接受電視訪問時才提出來的。他說： 「我覺得做人最重要的是『適意』，即適合自己本身的意思。 你自己覺得應該怎樣生活，就怎樣生活。」不言而喻，這裏當然有一個自律的原則，不能有對不起良心的打算。這樣，他也落實了他對人與物的新的、寬容的態度。
結語
「大江東去」一句是詩人誇張和感慨之言。江水並不是那麼無情。蘇東坡連同他這名句不是沒有被淘盡嗎？不獨如此，大江還有意，在淤泥堆積的河段、或險曲的激流處，讓那些風雲人物濺起浪花，各自見其一生的精彩。
二之二 游順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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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從中見：
1. 司徒華一開始便是香港左派，而且應該一直是「中國共產黨．地下黨組織」共青團團員身份（學習與及見孟秋江）。
2. 在游順釗的「第一階段」內末尾的學友社事件，司徒華跟「地下黨組織」因辦事上的不合，有了私怨（文中的「委屈」）。而且至回歸前也未消氣。
3. 司徒華由際遇、到信仰、到人生之公私事，看來鬱結頗多。反共「仗義」背後有很大的鬱抑。
4. 文中「八九年六四這一場洗天暴雨，教他和很多的同路人對中共的情意結得以徹底的、公開的解脫。」一句作者有作者的意思。然而，作為讀者終於明白了！該句盡現游順釗、司徒華的個人心情心結──多年來不稱意、本有的、跟「共事」過、又合作不來的「黨組織」的糾結，終於找到了一個出氣孔──讓自己縱情地恨這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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