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用文革眼光看今日之中國 （ 寒竹）－－很久沒有讀過如此痛快的好文章了！

請大家注意一種悖論

很久沒有讀過如此痛快的好文章了，敬希廣傳！

【批註：中國確是有「文革遺毒」──可是，且注意，「文革遺毒」不在重慶，而是在「說重慶是文革」的領導人，及其所用的手段（粗暴地拉薄熙來下馬）之上。

當前的中國，聲討文革者，卻原來才是「文革人」。

另外，內地的論述一直被數量龐大的所謂「自由派」壟斷（一如香港的時評被所謂的「泛民主派」壟斷），很久沒有讀過如此痛快的好文章了！大家萬勿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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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用文革眼光看今日之中國　　　　寒竹

最近文革這個沉寂了三十多年的概念再度頻繁出現在中國媒體上。人民日報麾下的《環球時報》接連登出雷頤等人談論文革回潮在中國當下的危險性。本來，在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後，文革作為現代中國的一個歷史階段雖不時被人提起，但很少有媒體專門關注。但筆者讀了這些反省文革的文章後，再思考當下一些政界和學界人士談論改革時那種運動式的豪言壯語，不由得感到文革影子就在眼前晃動。當今中國發展面臨的嚴峻形勢在於，文革的思維方式浸透在一些掌握中國話語權的文化人中，這些人正在用文革的眼光審視中國的現實，裁剪中國的現實。中國確實面臨著倒退回文革的危險。

部分弱勢群體對文革的懷念並不會導致文革重演

一些文化人斷言文革回潮的根據主要是社會上一些民眾對文革的懷念。確實，在民間，在網路媒體上，常常看到一些線民對文革時期的懷念。但是，如果把文革可能回潮的危險歸咎於這些民間聲音是非常武斷和不負責任的。 雷頤 先生覺得“那些懷念文革的思潮發展下去很可怕”。其實，可怕的不是一些普通民眾對文革懷念，而是用文革的思維方式來觀察社會和反思文革。

首先，我們必須弄清楚，在今天這樣的社會，懷念文革的群體跟社會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這些人有能力把中國拉回到文革去嗎？從中國目前的輿論現狀看，今天懷念文革的絕大多數人基本上都屬於處於社會邊緣的弱勢群體，他們通常在一些小網站發表文章，或在一些大網站以跟貼的方式發表自己的意見。這些人大多是退休老年人和剛從學校畢業的年輕人，他們的一個共同點是大都處於中國的經濟、政治和輿論的權力之外，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影響極為有限。而在掌握中國權力樞紐的精英圈子裡，真正在主觀上想把中國拉回文革的人幾乎沒有。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中國的主流社會，包括政府的決策部門、掌握話語權的知識界和輿論界，幾乎沒有對文革的正面評價，更看不到要求中國退回文革的主張。這個判斷是否屬實，讀者基本上可以從中國目前的平面媒體和幾大門戶網站的主流內容得到印證。

 那麼，這些缺乏主流話語權、處於中國社會邊緣狀態的弱勢群體有沒有可能在中國自下而上地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呢？如果我們對文革的歷史稍有瞭解，就會知道這絕不可能。文革並不是一場真正的自下而上的政治運動。從一開始，文革就是由最高權力中樞發動，並且始終在中央權力的控制之下。從文革伊始到1969年的中共九大，中央文革小組一直主導著這場看似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從九大以後到文革結束，中央政治局和逐漸恢復的各級地方政權事實上主導著這場運動。而文革初期頒佈的「公安六條」自始自終都嚴格地規定著這場群眾運動的邊界。所以，認為今天一些社會邊緣群體對文革的懷念可能演變為文革是荒謬的。這些既無權、亦無錢的下崗工人、80後、90後的年輕人有能力在中國發動一場政治運動、把中國拉回到文革時代嗎？任何一個有點常識的人都不會相信這種危言聳聽的判斷。

其次，再來分析一下這些民眾懷念文革的根源。如果回顧一下近三十多年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對文革的懷念並非在一夜之間形成，而是經歷了一個緩慢的歷史過程。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後期文革剛結束時，絕大多數中國人對文革都抱著否定態度。這種否定文革的國民心態也是中國能夠進入改革開放時代的一個重要前提。但是，由於中國的改革是在摸索一條世界上從未有過新路，改革難免會有這樣或那樣的失誤。三十多年來的改革讓不同社會群體付出的代價不盡相同，給不同社會群體帶來的利益也不盡相同。在這種發展不平衡的狀態下，一些在改革中獲益較少的社會群體基於對現實的不滿，逐漸滋生了對文革懷念。這是一種很正常的社會現象。在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社會急劇變革的時代都會出現這種對過去的懷舊。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西方在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時期，社會上都出現過懷舊的強烈情緒。但是，這種懷舊情緒的本質是一種對現實不滿的迂回表達方式，不過是一種「借古喻今」，而非是真正要回到過去。在今日之中國，真正要想把社會拉回到過去的人數量極少。要疏導這種民間的懷舊情緒，主要的不是要去責備這些在改革中獲益甚少的弱勢群體，而是要進一步解決好現實社會中存在的問題，讓改革給他們帶來更多的利益。具體而言，在今日之中國，一是要解決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問題，二是要解決貧富懸殊問題。只要這兩個問題得到基本解決，部分民眾對文革的懷念自然會消解。

要而言之，目前中國社會出現的一些對文革懷念的情緒，只是一部分處於社會邊緣狀態的普通老百姓對現實不滿的一種表達方式，這種缺乏經濟、政治權力支撐的民間言論完全不可能把中國拉回到文革時代。對於這種懷舊情緒，掌握政治權力和話語權的中國政治和文化精英應該理性看待，應該通過解決現實社會問題來化解這種懷舊情緒。 雷頤 先生用「擠膿瘡」的方式來對待這種民間情緒顯然是不妥的。畢竟，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你可以不同意一些普通民眾這種懷念文革的思想和言論，但是應該尊重這些普通老百姓表達個人意見的權利。如果用武斷的方式去壓制這種民間的情緒，只能使社會的分裂狀態進一步加劇。

被文革思維方式主導的知識精英將禍及國家

當許多知識精英對民間部分民眾懷念文革的情緒感到耿耿于懷時，他們不知道，他們對文革的反思，他們對改革理解，恰恰是承繼了文革中最有害的、非民主的方式。中國重返文革的危險主要來自這個擁有巨大話語權的群體，而非來自處於社會邊緣的弱勢民間群體。

文革的一個最大弊端就是極端政治化。用政治觀點和階級鬥爭理論來看待所有的社會問題是文革的一個特點。在文革時代，如果你專注於生產勞動，你可能被指責為不突出政治；如果你關注民生問題，則可能被視為資本主義尾巴；如果強調社會和諧，會被指責為搞階級調和。但遺憾的是，經過了這麼多年的改革之後，文革這種極端政治化的思維方式仍然主導著中國的一些知識精英。差別只在於新的政治口號替換了過去的階級鬥爭口號。在今日之中國，一些單純的經濟問題、社會管理問題，常常被一些擁有話語權的知識精英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動車發生追尾事故，知識精英說，這是體制問題，是國有制和私有制孰優孰劣的大是大非問題；趙作海冤案被澄清後，一些知識精英斷言，這種冤案不是個別的、偶然的，而是中國的司法體制的必然產物。一個關於冤案的討論很快上升到是否應該取消中國政法委的體制問題；烏坎事件發生後，一個按照中國既定法律程式進行的鄉村選舉很快被上升為改變中國根本制度的破冰之旅，如此等等。由於高度的政治掛帥，公共知識份子這樣一個概念在中國也就演變成了「政治知識份子」的同義語。

文革的另一個弊端是無法容忍與自己意見不同的思想。無論是文革初期的造反派和保守派之爭，還是文革後期造反派內部的政治鬥爭，每一派都把不同於自己觀點的人視為敵人。照理說，中國在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後，民主意識已經日益深入人心。但是，民主意識在中國的深入恰恰在知識精英這個群體中遇到最大的障礙。與普通的工農群眾相比，與實業界的企業家相比，掌握話語權的一些知識精英是最不能容忍與自己意見不同的思想。就連改革這個最具凝聚力的概念也常被拿來當作棍子打擊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在許多言必稱自由民主的學者的文章中，「反改革」這個概念基本上就成了跟文革時期「反革命」差不多的同義詞。這些高調宣揚改革人不懂得，改革的進步意義不是要證明改革自身絕對正確，而要讓中國社會越來越開放、越來越多元化，越來越能容忍不同的聲音，其中包括批評和反對改革的聲音。

割斷歷史也是文革的一大弊端。從形式上看，文革也屬於一種除舊佈新的社會改革運動，只不過採取了用激烈手段否定傳統文明的群眾運動方式。由於過度激進的否定一切，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歷史，從孫中山到中華民國發展的歷史，文革都進行了徹底否定。中共建政前十七年（即文革前）的歷史更是被文革徹底否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今天被一些知識精英指責為文革模式的「唱紅歌」中的許多曲目很多在文革中被禁唱。正是在文革結束後，許多今天所謂的「紅歌」才獲許公開演唱。中國今天的一些知識精英，尤其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忠誠地繼承了文革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把中國改革前後的兩段歷史簡單地界定為正確與錯誤的對立，把改革簡單地看成是對過去歷史的否定。思想極端者如吳敬璉等，甚至把鄧小平南巡後中國在政治上的改革與發展也否定了。吳敬璉認為鄧小平南巡只解決了經濟發展的問題，而政治則停滯不前。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割斷歷史最終意味著否定中國，否定中華民族。稍有一點中國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中國的改革正是從擺脫文革的歷史虛無主義開始的。沒有想到，經過了三十多年的改革，一些知識精英在繞了一個圈子後，又不自覺地試圖回到文革。

                文革遺毒的要害在其思維方式      

對文革的評價早在多年前就有了定論。但是，怎樣才能真正擺脫文革給中國帶來的負面影響？這個問題迄今仍未得到真正解決。要糾正文革中許許多多的具體錯誤做法容易，而改變文革的思維方式卻極為困難。然而，如果思維方式不改，即使糾正了文革所有的錯誤，仍有可能再度回到文革。即使是在批評文革，其方法可能會是更加文革化。

世界著名政治哲學家學家漢娜. 阿倫特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曾專門研究過前蘇聯和東歐的一些持不同政見者。阿倫特發現，一些前蘇聯和東歐的持不同政見者習慣於以其人之道還之其人之身。一些人在史達林時代深受政治告密之苦，但到了美國，卻熱衷於麥卡錫主義和政治告密，熱衷於配合麥卡錫主義者的政治迫害活動。阿倫特作為一個政治哲學家，顯然看到了在個人政治行為背後的哲學思維方式具有決定性的基礎作用。阿倫特的研究在今天仍然對於中國有著重要意義。文化大革命雖然結束了三十多年，但文革的思維方式，尤其是文革的極端政治化、鬥爭哲學、歷史虛無主義仍然潛存在一些中國人，特別是文化人的靈魂深處。如果用這些從文革遺傳下來的思維方式來反思文革，用文革的思維方式來思考改革，最終只會把今天的改革演變為文革。所以，真正對今天中國改革構成威脅的並不是那些因為處於社會邊緣而懷念文革的弱勢群體，而是那些承繼了文革思維方式並掌握了中國輿論話語權的知識精英。中國要想真正走出文革的陰影，知識精英能否進行自我反省是一個重要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