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 也來談六四

2012年 也來談六四

年青人，宜用最冷靜的頭腦、求真求深入的態度
來看待這件歷史悲劇。

【批註：感思置篇末。短文《平反之前》末尾一筆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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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y 29, 2012

平反之前 　　梁建鋒　「總編會客室」（三藩市《星島日報》總編輯）

http://editorjoe.blogspot.com/2012/05/blog-post_29.html

　　接近六月份，「平反」之聲也會隨之熱鬧起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於一些人而言彷彿只剩下「平反」二字，除此之外便別無意義了。在政治團體和媒體配合互動之下，「六四」已被符號化，只有籠統和模糊的政治象徵意義。兩岸三地加上海外的政客和政治組織，長期按各自的需要借用「六四」符號，以滿足其特定政治目的，對歷史卻是極其不負責任。

　　「平反」一詞含有判斷性質，顯示現有的判斷有錯，必須作出糾正。所以，「平反」本身是追究責任的一種方式，而任何責任的判定都沒法離開對事實的確認。關於廿三年前那場震驚全球的政治運動，至今連基本事實的整理也不完整，官方和民間各有說詞，但不是流於過簡，便是過度煽情。參照美國對重大事件的處理方法，中國政府應先組成一個獨立且有公信力的委員會，對六四事件進行搜證，疏理事件經過，從而指出責任方，並就事件作出總結和彌補建議。

　　在未經最起碼的事實調查，任何一方的所謂定論或平反也好，只能算是一種政治立場的表述，而不是可以經得起歷史考驗的結論。可是，現階段期望中國政府能夠同意獨立調查幾乎沒有可能，連能找到有公信力的委員也成問題。更何況於長期或新近加入操作「六四」議題的政客和政治組織而言，六四的真相並不重要；他們要的只是「六四」這象徵符號的煽動性質，真相越是含糊越能為他們所用。

　　簡而言之，就算有消息指胡溫有意在離任前平反「六四」，相信也只不過是另一波的政治操作而已。不論是中國政府或是社會公眾，仍然缺乏政治空間及成熟的思維來直面「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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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註：上文末尾一筆可圈可點。到過貴州、貴陽市的人都會知道，貴州是貧困縣。獨立來看，貴陽市局部建築物仿如深圳，可是貴陽市市中心的現代化跟貴州格格不入。

由貴陽市中心開車，前行不到半小時，窗外景觀已置換為貧困農民、小孩之類的景象。這樣的一個貴州，溫飽安居是民之首選。然而，就是這樣的一個貴州，神奇地打出內地六四的第一炮──「貴州省貴陽市有民眾公開悼念六四事件23周年」。

沒有某些官方系統「因某種原因特別容忍」和默許，貴州的貴陽市，可以及應該有這種事出現嗎？注意橫額，六四「符號」（招徠）之外，發起者想宣傳一個組織，還附了電話──奇怪嗎？奇怪。整件事，實事求是，看不明白。

薄熙來事件一石激起千層浪，看來有人想借六四這個符號「消費」「改革開明」，暗中卻另有角力（貴陽悼念事件於當前國內形勢特殊下發生）。例如，用以分散因薄熙來事件而聲勢大壯的「尊毛派」、「左派」等（包括一批懷緬講理想的革命年代的支持者）的社會注意力。

因此《平反之前》寫得好，對於六四，最勇敢的說法是：「查找真相」。

看來，香港支聯會及泛民、乃至新加入的內地改開派，對六四仍然只停留在「消費」層次，根本「不要求」直面真相。

看圖省思之一

※      請對比兩張照片──貴陽的六四橫額做得很細緻（而且網上視頻很容易找到）。而重慶自發的「民間製作」就簡單多了。

看圖省思之二

※      香港的悼念六四只重煽情，有特別播映安排也以濫情的港產作品為主。作為認知，以資料整理為主的、內地禁售的卡瑪．韓丁之《天安門》ＤＶＤ，不可能提也不提吧！！

香港支聯會等，旨在透過氣氛誘導熱血青年加入他們的陣營，藉此「薪火相傳」；至於真相、尤其是跟他們「塑造」出來的版本有出入的真相，一直沒有被正視！！

附：http://hongkongfirst.blogspot.com/2011/07/blog-post_11.html　《維基解密：美國早知六四沒有天安門廣場屠殺》

※      最後附林沛理2009年的一篇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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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假的道德優越感　．林沛理

 2009-6-20 亞洲週刊

港人原本具自卑感和罪惡感，卻因有了六四，確立了自己面對大陸的道德主體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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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瞄》(Muse)雜誌主編，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　

我接下來要發表的有關「六四」的言論可能會引起某些人反感，甚至憤怒，所以讓我先在這裏表態：跟很多香港人一樣，我贊成盡快平反「六四」。對中國政府來說，平反「六四」不僅是應該做的事情(the right thing to do)，也是明智、合乎其自身利益的事情 (the sane thing to do)。那些嘗試為血洗天安門廣場找藉口的辯護士(apologists)，以及企圖從中國近二十年來取得的經濟成就去反證(vindicate)中國政府的鎮壓決定正確的所謂務實派(pragmatists)，不論在道德上與邏輯上都站不住腳。

道德的問題早有公論，在這裏只談邏輯。消費者與投資者無須也無法掌握沒有遺漏的「完全信息」(perfect information)，也可以在市場上做明智的決定。同樣道理，我們無須知道有關六四的一切，也可以對這宗歷史事件作出成熟、合理的判斷。中國無疑在六四之後二十年來在經濟方面屢創佳績，可是如果說這就是事實勝於雄辯，證明中國六四當日狠下心腸的做法正確，那就是犯了因果倒置、將「in spite of」(儘管) 當成「 because of」(由於)的典型邏輯謬誤。至於將屠城的責任歸咎於學生的不肯妥協和學生領袖的權力鬥爭，則是一種常用的「怪責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策略；其荒誕與對邏輯的扭曲，等於說一名夜歸女士被強姦，罪魁禍首不是行事的色魔，而是女士所穿的短裙和背心。

正因為六四呈現出一幅道德清晰度(moral clarity)異常明確的圖像，它每一年都給香港人一個挺直腰杆、攀上道德高地的機會。香港人爭取平反六四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在這個過程之中、在「自我感覺良好」的政客誤導和自以為是的傳媒推波助瀾之下，他們所萌生的虛假道德優越感(false sense of moral superiority)。

一個快樂的妓女令人痛心疾首，一個穩定繁榮的殖民地則令人義憤填膺。香港對自己的殖民地身份從來甘之如飴，甚至沾沾自喜、戀戀不捨；對英國這殖民地主人從來唯命是從。在被英國統治的一百五十五年歷史中，香港從未出現過一個重要的反殖民統治英雄——李小龍不過是個電影明星而已。香港人的「靜好歲月」和「安穩現世」建基於與殖民者的共謀和合作。這種串通式的殖民主義(collusive colonialism)是香港得以成功的另一個骯髒秘密(dirty secret)。香港常被稱為經濟城市，其實經濟城市這個委婉詞隱含對香港人唯利是圖、只懂追求物質享受而對中華民族缺乏承擔的嚴厲批評。

香港人的自我形象和自尊長期建立在他們創造、累積和追逐的財富之上，並嘗試用金錢來補償他們對民族和國家的虧欠。的確，每一次香港人對大陸同胞的捐款和救濟，都隱約有贖罪(redemption)的含意。可是，九七之後至今接近十二年，大陸已經由香港的窮親戚(poor relative)變成恩主公(benefactor)，一次又一次撐起香港的經濟。從經濟的角度而言，大陸不只是香港的現在，也成為了香港的未來。

在這樣的情況下，香港人可以如何面對一個他們曾經出賣過，今日卻反過來照顧他們的父親？若果沒有六四，香港人的自卑感和罪惡感將一發不可收拾。可是，因為有了六四，他們確立了自己面對大陸的道德主體地位。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告訴自己，不管在殖民歷史上他們做過甚麼事情，也不管在今天他們怎樣倚賴大陸，他們在道德上畢竟是優越的，而他們對六四的立場就是明證。

這種道德上的優越感掩蓋了香港人與大陸的關係這方面應作的檢討，使香港人可以面不紅、耳不赤地一方面對大陸的人權和社會政策口誅筆伐，一方面對它的大恩小惠照單全收。這其實是一個在道德上無法站得住腳的立場(a morally indefensible position)——你既要咬那隻餵你的手，又要張大嘴巴讓它餵。這也解釋了大陸為何對香港人對民主、人權，以至平反六四的訴求那麼無動於衷。畢竟，香港人還沒有向大陸好好證明過，他們願意為民主和正義這些價值放棄確實的經濟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