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可參考，讀之啟發無限！
【批註：不是執拗地緊抓薄、溫二人不放。而是，二人，乃至最近的事，有「非個人化」的意義，不搞清楚某些細節，以及二人背後更大的背景，思考走不出下一步。
讀了不少資料，現階段的小結──溫家寶（為首）鬥薄熙來，徹頭徹尾是中國的路線之爭。事態關乎中國發展。
先讀王希哲的按語。本人的其他讀後感附文末。
／／王希哲按語：這篇文章好在：
1、 它解釋了薄熙來重慶模式探索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人民支援薄熙來不是支援他個人而是支援一種符合他們絕大多數人利益的相對最合理的中國發展模式。
2、 它合理地解釋了為何國內外一切極端仇視共產黨，見不得真共產黨人的任何成就，堅決要不顧一切推翻和消滅共產黨的勢力，竟在這次倒薄“右派文革”運動中，與中南海的共產黨“黨中央”保持了高度的一致，結成一個營壘將仇恨的火力噴向挺薄左派，這樣的奇觀！
3、 但此文最後，還是寄希望中南海的共產黨“高層”，知錯改錯。這就不知所以了。左派和真共產黨人惟一的出路，就是毫不妥協鬥爭，堅決地讓民意打敗一次“黨中央”，為中國的民主化爭取最基礎的社會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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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换旗宣言”到濒临“沉船”证明：中国不得不选择“新改革派”路线 ... ... 2012-5-15 11:00| 发布者: 红小兵|原作者: 元|来自: 华岳论坛
摘要: 这篇文章对过去30年改开路线有着很深刻的见解，并在此大背景下重庆事件做了分析。请大家阅读，评论并广泛转贴。
作者：元
人们曾预估，2012年初发生的重庆事件，与当年北京的陈希同案、上海陈良宇案类似，只是中国的一件“高官腐败案”，至多会引来公众“权力之争”讥讽而已，与全局无碍，但事起之后，竟然引发了至今难平的超级震荡。深观其事，这是“重庆探索”逼迫“换旗宣言”突然出现，进而将国家拖入濒临“沉船”险境。这证明：中国只能走“新改革派”路线，否则就只能是亡国祸民，死路一条。
一、自“南巡讲话”后，高层就确立了“稳定换旗”路线
90年代初的高层一度曾有一种幼稚的使命感：要挽救社会主义。但“南巡讲话”使其大彻大悟，决定走“换旗”之路：最终实行“市场经济+宪政民主”的经济、政治制度模式，并择机改变共产党名称。当时迅速“换旗”条件远远不够，不仅老人的影响力还在，经济脆弱，矛盾重重，换旗难保不出乱子。于是同时祭起“四项原则”，试图走出一条“稳定换旗”之路。换旗标志，是提出“三个代表”（隐含资本家代表先进生产力）、“两新”（接受新阶层（资本家）、新组织），吸收资本家入党，以及最终关闭《真理的追求》、《中流》等左派刊物，放开《炎黄春秋》等右派刊物。到2000年代初叶，高层已基本确立了这条路线。
二、“换旗运动”的条件和基础
首先是在90年代世界潮流影响下，以及看到改革中重重矛盾难以克服，执政党官员的多数人，感到只有仿效苏东才是最终出路。其次是腐败一直难除，使老百姓无法相信执政党还可以自我救赎，只能走多党之间相互制约的道路。再就是苏东剧变，虽然有的国家发生社会动荡，但也有逐步稳定者，人们以为其最终结果可能会逐渐正常。由是，当时党内外和社会上都默认了一种选择：只要能够保证国家稳定不乱，实行“和平演变”又何妨
三、“换旗运动”的直接影响
但事情没有人们想象得那样简单，因为一旦默认“换旗”，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如下态势：
其一，各级官员明白，既要换旗，未来的中国将由资本家主宰，于是人人争当资本家，使腐败从致富升级到敛资，贪污规模狂增。
其二，在“资本家可以入党”、即可以掌权的诱导下，社会先富层迅速向权力靠拢，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资本权力化，权力资本化”的庞大利益链，权贵资本家迅速做大做强。
其三，权贵资本家把资本掠夺与官员压榨，同时加在百姓头上，官民矛盾与劳资矛盾叠加，使社会冲突倍增，不稳因素陡增。其结果，是“稳定换旗”逐渐演变为了“维稳换旗”。
四、换旗运动生不逢时，使其有“换旗必沉船”致命伤
其一，“市场模式”困惑。先是90年代中期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制度危机，之后是对换旗派最有吸引力的西欧福利市场经济失效，中国仿效美国新自由主义发生的“新三座大山”弊端，都导致了一个困惑：中国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市场经济？
其二，东欧换旗实践的负面影响。苏联解体、捷克肢解、南斯拉夫内战都预示着：多民族国家换旗，很可能导致分疆裂土，爆发内战。
其三，民族主义情绪急剧上升。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使年轻一代反对卖国求荣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对西方国家的反感情绪，都持续上升。
其四，“民选普京”现象。俄罗斯10年倒退，使其民主选举出了“新沙皇”普京，许多国人产生了“早知现在，何必当初”的感受。
其五，“换旗理论”自相矛盾与混乱。劳动者遏制资本的诉求日益强烈，但换旗派学者却斥为“民粹主义”；改革开放号称要满足人民现实利益，而理论家们却要人民相信为了未来而牺牲今天，甚至要去忍受殖民主义；……都使换旗理论失去公众认同。
如此等等，越来越多的原来认同换旗的人，逐渐产生了一种新意识：“换旗”就可能意味着国家分裂，就可能意味着内战，意味着“沉船”（即亡国灭族）。换旗运动的社会基础逐渐减弱。
五、高层被迫做出了自相矛盾的选择
几乎在换旗运动兴起初期，高层就开始注意到两极分化已经十分严重，被迫面对。1999年曾提出了“两个大局”，试图以“罗斯福新政”去实现公平，发现其不起作用后，才知道这是市场本性所致，于是开始加强政府主导作用，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新目标。
于是，中国出现了一条极其怪异的发展道路：一方面，要继续换旗运动，放任“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进程（18大已决定将大陆首富吸收为中央候补委员），保证资本实现收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却言称要增加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这又必然遏制资本的收益。结果，在既不敢动“权力-资本联盟”的奶酪、又害怕社会失稳的夹逼之下，选择了一种自杀式的发展道路：试图靠着无休止地增大总量的办法，既维持资本最大收益，又提高民生所用资金，这就只好依赖无限制地扩大外需和投资。但经济不是永动机，绝不会有“无休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到来时，出口剧减，政府债务剧增，资源与环境过度消耗，使这种自相矛盾的选择已无以为继。
六、“新改革派”进行的重庆探索，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将薄定位为“左派”实在是愚蠢难及，这无法解释重庆招商引资的成效及其经济高速发展，更无法解释重庆已试点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并申请基层领导全部实行直接选举的改革（中央只允许其搞40%）。概而言之，“重庆探索”所代表的，是一条“抛弃摹仿，超越左右，选准入口，全面突破”的新改革路线：所谓“抛弃摹仿”，就是抛弃旧改革派“唯普世为出路”的僵化路线，根据本国实际自主创新式的改革，以摆脱“改革必沉船”的恶梦。此即重庆探索被称“共产党自我救赎道路”的原因。
所谓“超越左右”，就是扭转旧改革路线把“左”还是“右”作为检验标准，以人民意愿为选择。既择“右”之市场改革，大力开放，同时弃极右之背离民意不惜以亡国为代价的恶做；又取“左”之政府主导，缩差共富，同时弃极左之违逆民心不惜以倒退为代价的劣行。其实，无论是极左极右，眼下在中国都已是玩自娱自乐口水战的少数无聊文人，为人民所厌弃，重庆探索之所以深得民心，就在于实现了这一超越，因此才有右派学者萧功秦也跑来捧场的场景。
所谓“选准入口”，就是放弃旧改革路线脱离中国实际的“顶层设计”，试图毕其功于一役做法。此重庆极有特点，须多说几句。重庆搞的国际大通道、公租房、地票等，早有人提过，并不都是新鲜玩意，但人们都知道，如今自上而下的都是“说得好，做不到”，而“做不到”的原因，就是无法打破那个“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利益链，甚至还要卷进这个利益链。薄未必不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他更加知道，这个利益链太大、太黑暗了，即便实施“民主”，也只能是听命于黑恶势力的一个无奈陪衬。黑社会原本只是一种社会势力，但它能够在现今中国存在，就在于有政法系统的保护伞，而政法系统又是执法的关键，它黑掉了，什么宪法、法律，不过都是黑权力的掌中玩物而已。反过来，如果能够制止住共产党的黑社会化，就可以在“尾端”上截住利益链，从擒杀少数极恶者开始，渐次剪枝修蔓，使利益链一点点断裂，及至崩溃。同时，黑社会对老百姓的危害又十分直接，众皆深恨之。所以，薄极其聪明地选择了打黑这个政治改革的恰当入口。从实际效果看，打黑，确实是一条使公务员队伍“脱黑（社会）入（清）白”，止邪从良，进而振奋精神为民办事的道路。重庆之所以敢搞基层直选，便是出自打黑后干部队伍根本变化给其带来的自信。
重庆打黑后，第一个响应的是经济最发达的上海，最近响应的则是曾被推出来PK重庆的广东，且是王立军事件之后。这就说明，打黑对于中国改革，已是一个无法逾越的入口，不能不打，不得不打。而只有先打掉了黑，其他政治改革才能启动。所谓“全面突破”，就是在穿过了改革“入口”后，不仅要推进经济改革，还要全面推进社会改革、政治改革。重庆之所以敢启动财产申报等高难度改革，基础也在于此。
须指出，改革前30年中，“旧改革派”摹仿西方、不断防左的做法，虽不无毛病，但适合当时中国国情，所以基本成功，否则无法解释中国30年来的巨大进步，和百姓对改革开放的基本认同。但随着国情巨变，再搞摹仿和批左那一套，就成了抱残守缺，最后只能堕落到强迫百姓“为未来而牺牲今天”的文革遗风。所以，再坚持旧改革派路线，只能是亡国祸民的死路一条。而促发展、促公平、不“沉船”的“新改革派”路线，虽尚有不足，但终究可以完善，百姓高兴，官员愿随（重庆的中下层官员至今怀念薄给了他们一个公平、健康的官场环境），又何乐而不为呢？
七、新、旧改革派的四年较量，捍动了反共阵营的根本利益，终于埋下了杀机
几乎在重庆探索启动的同时，《08宪章》发表，中国“颜色革命”启动：先后发起了推动民主社会主义选择的“民社党运动”，以“饿死3000多万人”证明共产党执政不合法的“改史运动”，波兰化的“工会独立运动”，为西方武装干预中国改革造舆论而歌颂汉奸功绩的“带路党运动”，为刘某颁和平奖的和纪念胡某逝世（其实是纪念六*四）的“纪念运动”，以及洪博培亲自出马的西单“墨镜革命”……几乎没有停止过战斗。
这场运动的实质，是旧改革派路线渐失社会基础，穷途末路，只好利用高层放任换旗，试图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方式去“最后解决”，沉船用心过于外露，所以屡战屡挫。而当他们同时发现重庆的“不沉船探索”将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时，宪章发起人江平以“打黑即黑打”为名，亲自出马发起了一场“灭打黑”运动，决心拔除重庆这个换旗障碍。重庆探索，确实挑战了反共阵营的根本利益：
一是，西方尤其是美国担心，如果走重庆之路，二、三十年后，世界上将很可能有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头号强国出现，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二是，已经职业化、贵族化的旧改革派，看到新改革派的重庆探索，完全可能使中国走一条不换旗而强大的道路，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容忍的。
三是，在十余年的换旗道路上，已经形成了一个颇占优势的换旗派高官层，其利益紧密地与换旗联系在一起，对于重庆的不换旗探索，他们也绝不能容忍。
凡此种种，都最终使他们结盟为一个反共阵营，并埋下了要“灭薄铲除共产主义”的杀机。
八、314答记者问，是“重庆探索”的成功，逼迫换旗派慌忙发表的一个“换旗宣言”
314答记者问后，北京上下一片“412来了”的恐怖气氛，其冲击力之何以会如此强大，是出自其三个明确的宣示：
一是指责坚持改革开放的重庆探索为“文革”，这等于是宣示：决不容许走“换旗”之外的任何道路。
二是昭示“独立人格”，这等于是宣示：执政党内部已经有了戈尔巴乔夫。
三是故意让来自干预利比亚的首领国法国的记者提问“王立军事件”，这等于是宣示：换旗是内外一致的行动。
所谓薄王谷事件的“真相”，眼下已被政治乱局搞成一团乱麻，越来越失去意义。退而言之，即便“真相”确如官方所说，处理手法也荒诞到无以复加。美国政府对于其在海外犯罪的士兵，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开脱，至少要弄回国家自己处理；窝囊透顶的清政府，也只是在刀架在脖子上了，才屈从于洋人杀自己的犯洋官员。而对于一个在中国死掉、连英国政府自己最初都不去追究的老外，一个自称“崛起”的大国，居然要去主动“献礼”，此等不顾在亿万国人面前丢人现眼之举，只能有一个解释：“换旗派”被重庆探索的成功逼到了绝望地步，不得不出此下三烂之急策，不惜以主权换“外援”。
九、中国濒临“沉船”危机，谁敢当千古第一罪人？
尽管除了北京、重庆和网上以外的中国，表面尚算平静，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从“换旗宣言”开始，引发了种种重大政治危机，已使中国濒临“沉船”:
——信誉危机。薄王谷事件，先是被“孤立”，后又变“路线”，再后又成“凶杀”，更后来又宣称“与政治斗争无关”。国人最先从美国之音看到中央文件，逻辑混乱不堪，连换旗派打手学者张鸣也叹之为“脑残”，但后来居然成真。处理过程反复无常，全无章法，甚至一贯与共产党为敌的法轮功、民运跑来“高度一致”，而陈光诚事件更加重了人们对王立军被诱骗的猜测，使高层信誉降到历史新低。难怪有“共产党数月至多数年即亡于无能领导之手”的看法。
——军队危机。“巧”的是：薄王谷案方出，南海烽烟即起；而怪的是：对于一个弱我千百倍之菲国，我军居然不敢对其出手，甚至一度撤船，国人大哗；更怪异者，将军级人物对此事公开异议。其实站在军队立场上不难想到：薄案既表明有敌意国家已深度介入内政国事，必有内鬼作祟，故军队非不能战，实不敢战也。而军中换旗派背景将军出面“表忠心”，亦令人有路线斗争进入军队之不安。
——警察危机。打黑一事为重庆与公安部联手之作，千万干警已与黑恶势力结下仇怨。“灭重庆”与“灭打黑”紧密联系，焉不令警察人人自危。如是，又能靠谁去维稳？薄撤职后重庆迅即发生万人参与的万盛事件，原因诸多，但警察遭挫而不愿作为，实为原因之一。
——舆论危机。薄既为新改革派，又非无能之辈，撤之难以服众，网络舆论一边倒挺薄。于是关网删帖，使公众心理加倍逆反，只得无限延长关网，违背换旗者言必称之“民主自由”，舆论实已失控。
——路线危机。重庆一不处沿海，二为不发达山区，经验成功，普遍意义远强于沿海。所以，薄案发以前，已对一些地方改革发展造成影响，效仿者日多，案发后则令人茫然无所向。最幼稚可笑者，“唱红”本是重庆宣示“执政合法性”的一种姿态而已，亦受株连，是否意味着今后共产党庆典活动都要改唱黄唱黑？
——重庆危机。重庆的人口及地域在中国原本无多重要性，薄案一起，令其成了一个观察动向的标杆。事件后重庆社会治安反弹，“胡汉三又回来了”说法流行于世，直指执政败笔。今后其还会如何变化，也会令高层惴惴不安，结果，平添出一个是非之地来。
退一步说，即便要换旗，至少也该像国民党在台湾那样和平换旗，方可使人民免难；而不能像国民党在大陆那样战败易帜，让人民受战乱之苦。世界已进入21世纪，“革命”早已不该是应有之选。而不解决“资本权力化，权力资本化”导致的两极分化、社会冲突等问题，换旗就一定是内乱的同义语。不妨想一下：如果上述危机继续不已，藏、疆、蒙纷纷宣布“独立”，军警不敢作为，以“国家化”为名而“中立自保”，汉人或大量出逃，或武装自卫，内地少数民族亦必随之异动，兼之中国又是一个核大国，西方国家完全可能以“人权”和“防止核扩散”为名，趁乱定点清除中国所有核设施和导弹发射系统，北京、上海、香港甚至台湾，都将成为千万甚至亿万人口的难民营……。
除了极个别准备去领取诺贝尔和平奖的“换旗英雄”外，又有谁，敢出来当这个中国的千古第一罪人？！如是即不难推想，那时，中国只能无奈地出一个“民选普京”去恢复秩序。如是，恐怕连多数换旗派人士都要长叹一声：“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十、从“换旗宣言”到濒临“沉船”的试水证明，中国不得不选择新改革派的路
何以“独立人格”10年一事无成，薄某人短短4年就风生水起？除了能力和人品差异，前者死守洋教条，“普世”到底，后者“土洋结合”，以我为主，是根本区别。无数历史经验教训证明：教条主义是中国历次改革之最大祸害，按教条行事者从未成功过。此次薄案，仅仅做了一次小小的“换旗”试水，就闹到难以收场，险象环生，这又无情地证明了：现在走换旗之路，必然亡国祸民。可见，即便没有薄熙来，也会有张东来或李北来式的“新改革派”，要去闯一条新路。所以中国最终只能接受新改革派的路线。为此，高层恐有几点需要考虑：
其一，由于事关国家安全重大问题，应该果断切割外部势力介入，薄案应由外转内，作为党内问题处理。
其二，在内部作出政治妥协：高层必须接受“新改革派”路线，承认其为一种有益探索；为了维护长治久安，新改革派也要作出某种妥协。这在具体操作中不难做到。
其三，现已十分清楚，此次乱局，完全源自于冒然叫出换旗而扰乱人心者，因此必须坚决打压党内“沉船派”，令其不敢再有异动。坚决割断内鬼与外部势力联系，以彻底消除军队、警察面对的危机，恢复公众对国家安全的信心。
其四，至为重要者，高层需要接受薄案沉痛教训，确立“抛弃摹仿，超越左右，选准入口，全面突破的”新改革派路线，以打破“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利益链为目标，改变执政党与日俱减的信誉与形象，像重庆那样，脱黑入白，止恶从善，为全面的经济、政治、社会改革创造条件。重庆既然已能做到，全国就一定做得到，因为重庆一点也不特殊。
【末注：一、嘗試為薄熙來事件定性──在「政績表現」強（薄）弱（胡溫系及從眾）立見的情況下，溫系逼著要用醜陋的方式拉薄熙來下馬，以便阻止一條「不是他們屬意的」發展路線繼續走下去。即是，胡溫系統用不文明、不民主的方式來解決路線之爭。
二、確是嘗試站高望遠，朝中國發展的大方向去思考，從而繞開近日令人沮喪的諸事。也嘗試不去理溫家寶的首富家族──可是，原來有必要直面「彷彿」是針對個別人的個別事。例如，溫家寶鬥薄熙來時乍現的霸道專權，以及其首富家底之曝光，確認了中國的「權金結構」確實存在，而且是上樑不正、由上而下地四方延伸。
三、有權又有金者，也是已「上岸」、先富起來者，知道惟有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模式，今後才可以高枕無憂。因此，權力最高層溫家寶的家底被揭，不是一則八卦新聞，它是一個很重要的破綻──讓人對胡溫系是否仍信仰社會主義精神存疑。
原來，中國的最高層已移形換影為「權金結構」下的「大資本家」；於是他們要「改弦易轍」（上文的理論框架），有其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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