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記者九成帶偏見，下文也不例外。不少對李偲嫣的觀察帶主流偏見。可是，下文已算是比較深入地呈現李偲嫣的面目的報導（悲哀地只能如此）。推薦一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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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专访“蓝丝带”发起人李偲嫣：从单亲妈妈到反占中先锋
2014-11-04 14:59:59
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封面专题刊登“反占中”先锋李偲嫣的专访。她的祖辈是香港球王李惠堂，她自己当家长会长时，意外地卷入香港敏感的政治。在占领运动遍地开花之际，她以三个组织召集人的名义，发起撑警和反占中的集会活动。在支持与谩骂声中，她要面对儿子重伤的意外。以下为全文：
李偲嫣发起蓝丝带运动
在儿子出事的九月二十一日，李偲嫣作为嘉宾参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场论坛。这场论坛是关于为抗议人大决定而即将展开的学生罢课。作为四位嘉宾里唯一对学生罢课持反对态度的人，在场面上她有些吃亏。她曾是学生家长会的负责人，她的祖辈是香港五十年代著名的球王李惠堂，她也是一个广告公司的老板，一名高调的反占中者，一系列名堂奇怪的亲建制民间组织（撑警大联盟、正义联盟、反壹传媒苦主大联盟）的创办人，而在这一天，她成了一位伤心的母亲。
破碎的啤酒瓶刺入她儿子左眼约八个小时之后，她才知道这件事情。她儿子为了阻止情绪失控的朋友自杀，混乱中儿子受了伤。“他流了一身的血，一个人跑到医院去，还没有叫医生已经晕倒在地上。”
“我没骗你。”李偲嫣强调说。这句话成了她的口头禅。她对于媒体有种本能式的戒备与不信任，似乎只有加上“我没骗你”，才能巩固她陈述的事实。
儿子在医院里住了三个星期才出院，接下来，他需要排期等待手术。他的左眼有三成可能永久失明。她说这场事故只讲给亚洲周刊听。“为什么要讲给其它媒体听？让他们可怜我吗？”她眯起眼睛，语气里既有嘲讽，又有愤恨。
这场采访在四个小时里更改了三次见面地点——原定于太子，随后改到奥运，继而是长沙湾，最后又改回太子，才最终见到李偲嫣。“今天太忙了，要去不同的地方。”她表示抱歉。她介绍对面坐着的在娱乐公司任职的朋友：“他也是我们的义工。”两人刚在讨论未来的行动。
在占中发起后，李偲嫣也发起了抵制占中的“蓝丝带运动”，要支持警方执法与争取香港和平，与占中者的黄丝带相对应。她的日程表安排得满满的：十月四日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广场发起数百人的集会，娱乐业名人向华强太太陈岚及长子向佐参加；十月七日，带着二十余人去金钟占领区表达诉求，被千人围堵在了地铁口而折返；十月十一日旺角摆街站，她声称四小时内有二万九千人签名；十月十七日，去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递信，要求处理分别在两校任职的占中发起人戴耀廷与陈健民。
包括李偲嫣自己，“蓝丝带运动”有三十余名义工，有人写新闻稿、维护社交媒体；有人安排统筹活动；还设了一个观察组，负责去每个占领区观察情况并汇报。“战争已经开始了。这是人民对人民的战争。”她说。
“蓝丝带”与“黄丝带”已经自动成为了反对与支持占中的两个阵营的标志。但“蓝丝带”并不是一体化的组织。在十月三日，网络上有人发起“蓝丝带行动”，号召人们去旺角清场，李偲嫣表示“蓝丝带运动”没有参与：“我们是道不合，不同谋”。她认为组织者应提前与警察沟通，否则只能激化社会矛盾：“他们太冲动了，你去打架吗？”她还表示，与周融领导的“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并无关系，各自为政。
从行动效果上看，有组织的“蓝丝带”们确实是帮了管制者的忙。但李偲嫣说，她“从不接触中联办的人”。她与建制派议员梁美芬似乎关系亲近，但她说仅是合作关系，从前给梁美芬做过一段时间的兼职教育顾问，每月收取几千元费用。
在“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在八月组织的游行中，确实出现了有团体收钱招募参与者的事情。收钱的质疑，也不可避免地跟随着“蓝丝带”，虽然这一次并没有媒体获得任何证据。“永远都是一句，就是收钱，收钱，收钱。”李偲嫣回忆她的几次与占中者交涉的经历。她遇到的问题几乎是无法自证的。“如果我真的收钱，我小孩不用现在还在公立医院，明天就去看医生了。”
“这场运动有个很坏的榜样，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会认为），我不满意，我就走到街上去抗争。”她认为占中会给经济与国家形象带来影响：“十五年后你再看，可能效果是不一样的。人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说要反省，你不反省的话跟一头猪没分别。”
“我从来没有规划过我的人生会走到这一步，我从前对政治没兴趣的。”李偲嫣说。在二零一二年反国教运动期间，她以香港家长联会会长、油尖旺区家长教师会会长等身份公开发言，支持国教。这是她首次卷入政治。如果说国教之争尚算是她业余职务的份内事，那么二零一三年八月组织撑警集会与今年成立“撑警大联盟”——她父亲曾是警察，则是她主动迈向政治。去年十月，她成立“正义联盟”，这并不是一个超人与蜘蛛侠的组织，主要功能是反占中。她频繁地出入于各种公众场合，慢慢地收获了一定名气。
有时候，李偲嫣像个口无遮拦的冒犯者，闯入了政治的地界，却缺少政客的谨慎。她曾攻击同性恋，杯葛北京政治风波集会。这类议题在香港并不存在足以对抗的正反争议，她反而将自己置于不利地位。
尽管她不断对香港最敏感的政治提出看法，但李偲嫣并不能算是杰出的意见领袖。作为体制和秩序的守护者，她缺少一种更具说服力的价值体系。她富有勇气，但见解未必比大街小巷上的那些普通人更高明，或者，更正确。她的讲述没有条理，逻辑上也时常跳跃。她喜欢使用比喻句，但那些比喻却更让人困惑，比如当问及对警方投放催泪弹的态度时，她说：“贼已经走到我们的家里面了，到我们的花园里面了，你说我们怎么做，你们先走啊，你不走我就开枪。”一些层面上，她的言行，像是跟随一种简单直觉。
在某些圈子里，李偲嫣被视为悲情英雄。为了谴责今年六月立法会的冲击事件，她选择在政府总部前绝食——虽然诉求与绝食看起来并无必要联系，她还是坚持了一百一十一个小时。期间，支持者给她送来的矿泉水堆成了一座小山，总计超过了八百瓶。走在街上，有人会要求和她握手合影，买水果时，商贩不收她的钱。
但她也成为一个被仇恨的对象，她的所作所为招致了一些人的敌意。她走在街上，会突然被人指骂。在她绝食期间，有泛民议员的助理对她说“你怎么还不死啊，我们都希望你快点死，八婆”。
《苹果日报》对她做了起底报道，称她曾破产，破产令在一九九一年解除后还卷入多宗钱债纠纷。这条新闻让她感到惊讶，她没有想到这些旧事会被翻出来。她父亲一九九一年患癌离世，工厂有债务，她占了百分之五的股权，“我还在念书，没办法还债了，申请破产。”她向亚洲周刊解释。“我爸爸死了二十年，好像挖出来鞭尸一样。”她认为《苹果日报》是为了打击她：“我叔公李惠堂是香港球王，好的不写，就写破产欠钱。”
网络的恶意更加凶猛。去年八月她发起撑警集会后，她儿子的照片出现在了高登论坛，有人留言，“认识他了，大家知道怎么做了”。而恶毒的谣言也在网上流传，她被描述为妓女，在家接客被丈夫发现而离婚——这当然不是真的。儿子看到这些新闻，在她面前哭了很久。“我一直叫他不要哭，不要哭。”她没有跟着一起哭，直待儿子睡后，她的眼泪才流下来。
蓝丝带运动在十月二十五日达到了一场高潮，有近七千市民参与了尖沙咀的集会，演员陈欣健、导演王晶、立法会议员梁美芬等上台发言。但以上这些并没有成为新闻重点，大部分媒体都没有报道。当晚的焦点是，四名记者在采访时遭到袭击并受伤。电视画面拍到了袭击者绑着蓝丝带。
这是一场让人意外的袭击，目前仍然缺少细节。有人称，是记者先询问是否收钱而激怒了集会人群，也有人称，是某些蓄意捣乱者鼓噪了情绪。这些说法都没有得到警方证实。唯一得到证实的是，一名辱骂记者为“汉奸、走狗”的的士司机，此前曾到金钟反占中——他是货真价实的“蓝丝带”。他表示错将记者当做占中者。但一些传媒表明，今后不再采访蓝丝带的活动。
人们总是倾向于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大概很少有人注意到，“蓝丝带运动”也有义工在事件中受伤，额头缝了四针，他不知道袭击者是谁。事后，李偲嫣向警方提交十四条片段，以供调查。她对有媒体在警方调查结论出来前，就将事件归咎于“蓝丝带运动”耿耿于怀。
她会激动地说，有些媒体不喜欢我，难道我会喜欢这些媒体吗？
也许只有谈到儿子时，她的愤世嫉俗才会停止——虽然她不会轻易对媒体讲起她的家事。她在二零一零年离婚了，前夫在内地做生意，儿子与她住。儿子住院的三个星期里，她每天去探望两次，早一次，晚一次。她管儿子叫“小胖”。她打开手机，展示儿子在病床上的照片。
“同学说你妈真惨，你妈真伟大。”小胖对她说。
李偲嫣简历
香港长大，英国求学，叔公是香港球王李惠堂。曾从事电影及广告公司的宣传事务，也曾短期任职过记者。“香港家长联会”及“油尖旺区家长教师会”会长，亦曾是反同性恋组织“反逆向歧视大联盟”之其中一位发言人，“香港教育关注动力”主席，经常就香港教育及道德问题发表意见，2012年反国教事件中支持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独立成科。2013年10 月成立“正义联盟”，2014年成立“蓝丝带运动”及“撑警大联盟”担任召集人，多次发起支持警方执法清理占中的集会行动
作者：谢梦遥
来自《亚洲周刊》第28卷 4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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