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古蒼梧〈舊箋〉》陳潔儀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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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帶給我們的啟示是：如果我們要面對現實，我們便得首先面對歷史。」

《讀古蒼梧〈舊箋〉》 　

陳潔儀（香港作家）

讀古蒼梧先生的《舊箋》，已經是數個月前的事情了。當時我和余非正合寫一篇論文，探討的是關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香港小說重寫「大歷史」的方式。《舊箋》的出版，真的令我們眼前一亮。

譬如說：相對於動輒橫跨半世紀以至重塑百年歷史的大敍述，《舊箋》僅以十五封私人信件為內容，書信中所涉及的時間也只有短短兩年：1967至1968，當時正值大陸文革高潮，香港也發生了「五月風暴」（香港一般稱為「六七暴動」）。小說以兩男一女為主角，融入一則似有還無的男女愛情、一段撲朔的同性感情，作者自言僅「作為香港小歷史的感性記錄」，目的只是藉老去人物對少年人事的回顧、反省，一步一步、逐條逐條「梳理」以至「清理」當年難以明言的感情、無法知悉真相的社會風潮。在這些看似與「大敍述」相反的私人回憶之中，「香港歷史」卻反而更能化整為零、以小見大，不少歷史細節、關鍵事件都能說得清清楚楚，絕不虛張聲勢，也不故作宏大。以個人而言，身為中大新亞書院的舊生，最震撼的，當然莫過於小說中提及的「抽稿風波」了。

另一項不得不提的是小說的敍述方式。書中數位敍述者分別以序文、書信、注釋等方式講述事件，驟眼看似與魯迅《狂人日記》或五四小說的敍事形式相似。然而，當這種形式放在同類以香港歷史為題的作品中，卻顯出獨特的意義。在故事裏，篇幅佔得最多的兩位敍述者，是發信人「海媞」及書信注釋者「鄧文博」，兩人均以「我」為敍述人稱，造成今昔對話的效果。然而，兩人之間沒有任何一個能壟斷歷史的詮釋權，「鄧文博」雖然話多，但海媞的信卻有其感性的制衡力量。更重要的是，他們共同關注的人物：「黃子」（收信人），從未正式登場。「缺席者」的「出席」反而是小說的關鍵。小說並沒附上「黃子」的回覆，讀者只能從其他角色的轉述、解釋，大概可知他是越南華僑，他並不完全同意和了解海媞的感情方式和她對香港社會的看法。黃子的「空缺」和相對「沉默」，正為讀者留下一個空位，讓人對整段感情、歷史等，留下迴旋反思的空間。鄧文博是他倆當時的好友，站在今天的「高度」，為當日人事和社會情況作注解，輯撰成六十年代書簡詳注。相對於前兩位人物，他的姿態和立場比較堅定、清晰。但由於敍述聲源不止一個，鄧文博的注釋，讀者在信與不信之間，頗有選擇的餘地。至於抽離於這個「三角關係」的，還有口吻中性而冷靜的「我」──與小說作者署名相同的「古蒼梧」。這位「現身」卻並不「說法」的作者，與發言最多、對今昔人事仍有「一團火」的鄧文博刻意保持距離，態度中立，為完全不想「介入」的讀者提供第四種位置。由此可見，看似簡單的、純屬「個人故事」的《舊箋》，內涵卻非常立體、複雜和豐富。

《舊箋》對於中港關係的立場和觀念，也許是整部小說最吸引人，也是最彌足珍貴的部分。與一般以香港「本土」為立足點的作品不同，小說在「六七暴動」以外，特別以注腳的方式補充1956年那一場更為血腥的「雙十暴動」──一場在港英政府默許下、國民黨勢力勾結黑社會下對香港左派的暴力清洗（頁75）。這一段同屬「大事」、卻由於種種政治原因和特殊的文化心態成了「禁忌」的歷史，在香港文學作品中也幾近空白。小說甚至觸及最新的港事──國民教育風波。《舊箋》無論從內涵、形式以至作者透徹而深刻的歷史視野、敢言勇氣等，均令我這個後輩讀者，由衷敬佩。在閱讀過程中，不斷遇上一段又一段非常觸動心靈的歷史體會，那一刻，總令我想起一位朋友經常提及「文學家」應有的一個條件：「你即使不同意他的立場，但也要尊重他的人格。」

在現今充滿紛擾的「戀舊」情緒中，也許以下是另一段令人不無感慨的話：「但歷史可以這樣隨意摔掉麼？歷史正正要告訴我們，即使跑到外國去也摔不掉。回歸帶給我們的啟示是：如果我們要面對現實，我們便得首先面對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