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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7日 星期一

《讀古蒼梧〈舊箋〉》陳潔儀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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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帶給我們的啟示是:如果我們要面對現實,我們便得首先面對歷史。

《讀古蒼梧〈舊箋〉》  
陳潔儀(香港作家)

讀古蒼梧先生的《舊箋》,已經是數個月前的事情了。當時我和余非正合寫一篇論文,探討的是關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香港小說重寫「大歷史」的方式。《舊箋》的出版,真的令我們眼前一亮。
譬如說:相對於動輒橫跨半世紀以至重塑百年歷史的大敍述,《舊箋》僅以十五封私人信件為內容,書信中所涉及的時間也只有短短兩年:1967至1968,當時正值大陸文革高潮,香港也發生了「五月風暴」(香港一般稱為「六七暴動」)。小說以兩男一女為主角,融入一則似有還無的男女愛情、一段撲朔的同性感情,作者自言僅「作為香港小歷史的感性記錄」,目的只是藉老去人物對少年人事的回顧、反省,一步一步、逐條逐條「梳理」以至「清理」當年難以明言的感情、無法知悉真相的社會風潮。在這些看似與「大敍述」相反的私人回憶之中,「香港歷史」卻反而更能化整為零、以小見大,不少歷史細節、關鍵事件都能說得清清楚楚,絕不虛張聲勢,也不故作宏大。以個人而言,身為中大新亞書院的舊生,最震撼的,當然莫過於小說中提及的「抽稿風波」了。

另一項不得不提的是小說的敍述方式。書中數位敍述者分別以序文、書信、注釋等方式講述事件,驟眼看似與魯迅《狂人日記》或五四小說的敍事形式相似。然而,當這種形式放在同類以香港歷史為題的作品中,卻顯出獨特的意義。在故事裏,篇幅佔得最多的兩位敍述者,是發信人「海媞」及書信注釋者「鄧文博」,兩人均以「我」為敍述人稱,造成今昔對話的效果。然而,兩人之間沒有任何一個能壟斷歷史的詮釋權,「鄧文博」雖然話多,但海媞的信卻有其感性的制衡力量。更重要的是,他們共同關注的人物:「黃子」(收信人),從未正式登場。「缺席者」的「出席」反而是小說的關鍵。小說並沒附上「黃子」的回覆,讀者只能從其他角色的轉述、解釋,大概可知他是越南華僑,他並不完全同意和了解海媞的感情方式和她對香港社會的看法。黃子的「空缺」和相對「沉默」,正為讀者留下一個空位,讓人對整段感情、歷史等,留下迴旋反思的空間。鄧文博是他倆當時的好友,站在今天的「高度」,為當日人事和社會情況作注解,輯撰成六十年代書簡詳注。相對於前兩位人物,他的姿態和立場比較堅定、清晰。但由於敍述聲源不止一個,鄧文博的注釋,讀者在信與不信之間,頗有選擇的餘地。至於抽離於這個「三角關係」的,還有口吻中性而冷靜的「我」──與小說作者署名相同的「古蒼梧」。這位「現身」卻並不「說法」的作者,與發言最多、對今昔人事仍有「一團火」的鄧文博刻意保持距離,態度中立,為完全不想「介入」的讀者提供第四種位置。由此可見,看似簡單的、純屬「個人故事」的《舊箋》,內涵卻非常立體、複雜和豐富。
《舊箋》對於中港關係的立場和觀念,也許是整部小說最吸引人,也是最彌足珍貴的部分。與一般以香港「本土」為立足點的作品不同,小說在「六七暴動」以外,特別以注腳的方式補充1956年那一場更為血腥的「雙十暴動」──一場在港英政府默許下、國民黨勢力勾結黑社會下對香港左派的暴力清洗(頁75)。這一段同屬「大事」、卻由於種種政治原因和特殊的文化心態成了「禁忌」的歷史,在香港文學作品中也幾近空白。小說甚至觸及最新的港事──國民教育風波。《舊箋》無論從內涵、形式以至作者透徹而深刻的歷史視野、敢言勇氣等,均令我這個後輩讀者,由衷敬佩。在閱讀過程中,不斷遇上一段又一段非常觸動心靈的歷史體會,那一刻,總令我想起一位朋友經常提及「文學家」應有的一個條件:「你即使不同意他的立場,但也要尊重他的人格。」
在現今充滿紛擾的「戀舊」情緒中,也許以下是另一段令人不無感慨的話:「但歷史可以這樣隨意摔掉麼?歷史正正要告訴我們,即使跑到外國去也摔不掉。回歸帶給我們的啟示是:如果我們要面對現實,我們便得首先面對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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