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道部就動車事故答問釋疑

【眉批：出錯，就要深入檢討；對死傷者，必需做好善後。同意，支持。

而與此同時，對出事後的情況、個別具不同版本「說法」，也要冷靜求真。

網上說法太多，不少已知是謠言（例如，已行實名制購票的鐵路機制，大概很難出現有百多名失蹤者未被當局公佈）。

再「憤怒」，也必須保持頭腦冷靜。遇事起閧，橫生枝節，反而有礙深入而科學地查找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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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道部就動車事故答問釋疑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7/8/3/6/101783617.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783617&mdate=0731085600

2011-07-31 08:56:13  

　　中評社香港7月31日電／鐵道部有關負責人29日就甬溫線“7.23”事故社會關注的熱點問題，接受新華社記者的專訪。

　　問：鐵路部門下一階段如何處置這起事故？

　　答：首先，我代表鐵道部，再次對事故遇難者表示沉痛哀悼，對受傷人員和傷亡人員家屬表示深切慰問，對廣大旅客表示深深的歉意。這起事故造成嚴重人員傷亡，損失慘重，鐵道部機關和全路廣大幹部職工非常痛心。這起事故，性質十分嚴重，在國內和國際造成嚴重影響。對這起事故，國務院事故調查組正在深入調查分析，查明原因。

　　當前，擺在鐵路部門面前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堅決貫徹落實中央領導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訓，振奮精神，迅速行動，認真開展安全大檢查，全面排查和消除安全隱患，迅速穩定運輸安全局面，堅決杜絕嚴重事故的再次發生。

　　問：在整個救援過程中，是否存在為了盡快搶通線路，而沒有把救人放在第一位的現象？

　　答：在整個事故救援過程中，鐵路部門始終把救人放在第一位，盡最大努力減少人員傷亡。

　　7月23日夜，甬溫鐵路事故發生後，鐵道部部長盛光祖立即趕到調度指揮中心，指揮事故救援，明確要求鐵路部門迅速落實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等中央領導“第一位的任務是救人”的重要指示，以最快的速度，不惜一切代價，搶救生命，減少傷亡，保護旅客。隨後，盛光祖部長帶領鐵道部有關搶險負責人，連夜趕到溫州事故現場，組織指揮搶險救援。

　　在趕往機場的路上，盛光祖與溫州市委書記陳德榮通話，請求地方政府給予支援。到達事故現場後，與先期到達的浙江省省長呂祖善等省市領導一起，研究了進一步的人員搜尋和傷員救治等方案。在得知公安等部門用生命探測儀多次檢測已無生命跡象的情況下，部省領導仍然堅持以救人為核心，繼續全力搜尋倖存者，查找遇難者。

　　在事故救援現場，鐵道部和地方領導協同指揮，列車工作人員及鐵路幹部職工2000多人和當地公安、駐軍、武警、消防、衛生等部門及群眾3000多人投入搶險救援，大家爭分奪秒、密切配合，對事故現場尤其是車廂進行全面搜救，將傷員以最快速度送至醫院。在救援過程中，橋上有三節車廂擠壓在一起，中間車廂變形嚴重，救援人員無法對該車廂進行徹底清查搜救。按照指揮部確定的把救人放在首位的救援方案，在橋下使用大噸位汽車吊精準、平穩地將兩端車廂移開，公安武警、救援人員得以對該車廂實施全面搜救，在移出數具遺體後，小伊伊在這裡獲救了。直至24日23時30分左右，在確認沒有倖存者，並對遺物、車體進行清理收集完後，救援工作結束。在此之前，鐵路部門指揮人員從未宣布過“停止搜救”。

  問：被毀車頭車廂是分析事故原因的主要依據，為何對列車車頭“挖坑填埋”？

　　答：這一說法不屬實。在救援過程中，橋上有三節車廂擠壓在一起，為使救援人員對中間一節受擠壓變形嚴重的車廂進行徹底搜救，必須把兩端車廂移開。按救援方案，要在橋下使用大噸位汽車吊，才能將兩端車廂移開。為使汽車吊進入場地作業，須對橋下場地進行清理。這樣就需要將橋下較完整的車廂整體外移，對散落的部件，包括撞碎的車頭部件，採取外移並集中堆放在取土坑中，為吊車作業騰出場地。所有部件和車體絕沒有實施掩埋，更不存在銷毀證據的問題。現場搜救工作結束後，車體和集中在取土坑中的零散部件，被統一轉運至溫州西站，作進一步調查處理。

　　問：動車上裝有“自動停車系統”，遇有險情列車會自己緊急停車以避免相撞，但“7.23”事故發生時相關自動系統為何沒有發揮作用？

　　答：事發當時，由於雷擊造成溫州南站的信號設備故障，正常行駛的D3115次列車列控車載設備由於接收的碼序不穩定，造成停車後按規定緩行。此時，防護D3115次列車的後方信號由於列控中心的數據採集板軟件設計嚴重缺陷，造成本應顯示紅燈的信號錯誤升級為綠燈，致使列車運行控制系統沒有發揮作用，造成D301次列車按照錯誤顯示的綠燈進入區間，與前行的D3115次列車發生追尾事故。

　　問：根據列車時刻表，應該是D301在D3115之前，為何D301會行駛在D3115後面並發生追尾事故？車站調度是否存在問題？

　　答：由於D301次列車晚點，導致D301次列車行駛在正點運行的D3115次之後。後方運行的D301次列車由於信號顯示錯誤與D3115次發生追尾。這起事故也反映出現場作業控制不力，人員應急處理的素質有待進一步提高，說明有些鐵路企業的安全基礎還比較薄弱，鐵路部門一定要汲取血的教訓，切實加強安全管理。

　　問：中國高鐵、動車是否存在重大安全隱患？

　　答：經過多年發展，中國高鐵工程建設、裝備製造、運營管理等多方面取得了重大技術進步，但也面臨著許多發展中的困難和挑戰，我們對中國高鐵未來發展仍然充滿信心。

　　我們深切感受到，沒有安全就沒有高鐵的可信度。我們將進一步提高建設和運營管理水準，確保高鐵運行安全。

　　問：在售票實名制情況下為何沒有據此統計傷亡、失蹤人員，然後再進行現場清理？

　　答：事故傷亡人數是由地方政府相關部門統計確認。我們了解到，最新確認的事故遇難人數為40人。正因為實行動車車票實名制，才為後期辨認身份、統計傷亡、行李認領等提供重要依據。遇難人員名單已分批公布，目前正在進行善後工作。

　　問：關於遇難人員的賠償工作，進展怎麼樣？

　　答：人的生命是無價的，再多的金錢也挽回不了遇難者的生命以及給他們親屬帶來的巨大悲痛和心靈創傷。對遇難者的善後賠償工作，我們要堅持以人為本原則，盡最大努力、合情合理地做好。這不僅是對遇難者生命的尊重，也是對遇難者親人的安慰。

　　問：鐵路部門對抓好今後的運輸安全有什麼具體措施？

　　答：事故發生的次日晚21時，鐵道部就召開全國鐵路緊急安全電視電話會議，通報事故情況，部署鐵路運輸安全工作，迅速穩定運輸安全局面。主要採取以下措施：

　　一是各級幹部迅速深入運輸一線實行安全包保，與職工一起卡控安全關鍵，強化安全薄弱環節。

　　二是全面開展安全生產大檢查，從7月24日開始到9月底，開展兩個月的安全生產大檢查活動，集中力量排查和整改安全生產的突出問題，消除隱患，迅速穩定安全生產局面。

　　三是突出抓好高鐵安全，對高鐵安全狀況進行全面細緻的梳理分析，重點加強高鐵信號系統安全管理，提高系統安全防護能力。

　　四是加強非正常情況下的行車組織，堅持以安全第一為處置標準，嚴格執行非正常行車管理的有關規定，進一步完善各類應急預案，提高應急處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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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感想：網上及傳媒的失實言論太多。　讀之令人傷心。

政府，官員，鐵道部需檢討是事實－－然而，與此同時，在網上幸災樂禍、造謠的網民，如非ＦＬ功打手，是出於起閧心態，則更需反省。

有些傳媒則自我英雄化，只喜歡身在現場，只喜歡不斷問，卻不做功課，不看已公佈的結果。

可悲的是連鳳凰台的郭竇春也如此。　當7月29日仍說，專案小組內的成員也不知是誰時（很誇張的說：連人名也不知道，所謂專案組甚麼都未到位），事實上央視等已有新聞報導。

信号灯没有提供应有信号，调度人员也未发出预警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7/250128.shtm　（內有視頻，說明架構的組織，及成員名稱及所屬單位）

做記者，除了＂身在現場＂（站在出事橋底去拍攝），還需要跟進各式自己不在該現場，卻已發佈的資料及消息；奔走採訪的過程中，也需要留意別人已做了些甚麼。即時看電視及電腦，跟進已用公開渠道發放的資料，是現場採訪記者不可或缺的工作之一；絕對不是只需不斷的拉著＂現場人士＂來不斷＂現場出鏡＂。

近年的傳媒水平中港台也江河日下，真希望有學者從新反思新聞對當代社會的意義，是多角度來檢討及思考傳媒的功能：正及負面功能。

而身為讀者、一般市民，要耐得住看長文，連看多篇資料，要用大閱讀量來尋找事實；不知詳情，對事只情緒化及在激動中自我英雄化，都不是認識及跟進時事的正確態度。】

王勇平駁斥日媒稱我國高鐵是“盜版新幹線”

王勇平駁斥日媒稱我國高鐵是“盜版新幹線”

“新干线与京沪高铁完全不在一个相提并论的层次”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7/249236-1.shtm

2011年7月7日，铁道部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做客新华网，与广大网友谈“中国高铁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

[主持人]的确，我们注意到，京沪高铁成功开通运营后，日本媒体对中国高铁的纠结心态表现得十分明显。

[王勇平]并不是所有日本媒体都纠结，也有不少的日本新闻从业人员很客观公允地评价和报道京沪高铁的成功开通运营。比如我就知道日本东京广播公司记者真下淳先生在体验京沪高铁接受采访时说：“京沪高铁科技水平很高，内部设施很豪华，日本的新干线是没有的。”“日本新干线经常弯曲前行，很难像中国高铁那样保持高速运行”。但确实有相当多的日本媒体不顾事实，说了一些蛊惑人心的话，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主持人]一些日本媒体说中国高铁“是在日本新干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版新干线”，日本《产经新闻》则干脆说是“盗版新干线”，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勇平]什么叫“盗版日本新干线”？这有点大言不惭了。可以说，新干线与京沪高铁完全不在一个相提并论的层次。无论速度还是舒适度，无论是线上部分技术还是线下部分技术，差距都很大。例如，我们创新制造的CRH380A型车与过去从日本川崎重工引进技术、合作生产的CRH2型车相比，功率由原来的4800千瓦增加到9600千瓦；持续时速由原来的200～250公里提高到380公里；脱轨系数由0.73降低为0.13；头车气动阻力降低15.4%，尾车升力接近于0，气动噪声降低了7%；转向架轮对实现了“踏面接触应力”比欧洲标准降低10～12%的新突破；车体的气密强度从4千帕提升至6千帕，提升了50%，保证了列车在时速350公里隧道内交会的结构安全可靠性，等等。我认为，打“嘴上官司”毫无意义，一切靠事实说话，靠数据说话。

[主持人]据说日本外相在中日外长会谈中提到了高铁专利问题？

[王勇平]我也注意到了这则新闻报道。7月4日，中日外长举行会谈。在日本松本外相提及此事的时候，杨洁篪外长当即指出，中国申请的技术已经经过了自主创新。我想，杨外长已经言简意赅但立场鲜明地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态度。我还想引申出一个观点，中国人不会干把别人的东西硬说成是自己的东西的事情，也绝不会因别人说三道四就对自己用心血和智慧换来的创新成果放弃申请专利的权利。

[主持人]还有一种声音最近也令人关注。日本一些媒体报道，“京沪高铁将在美日欧等5个国家地区申请技术专利，可能会引发多方对抗”，请问发言人，中国高铁准备申请海外专利的消息准确吗？

[王勇平]2009年开始，我国高速铁路的相关企业在自主研发的基础上，已经开始申报国际《专利合作条约》PCT专利，主要由中国北车集团和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申报。国际《专利合作条约》PCT是巴黎公约下的一个专门性条约，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进行管理。其成员国均为巴黎公约成员国，目前有178个。按照PCT的规定，在任何一个PCT成员国提出的一项专利申请，可以视为在指定的其他成员国同时提出了申请。通过该合作条约来申请专利可以简化申请程序，因此包括中国、美国、日本等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相当大一部分国际专利都是通过该途经进行国外申请的。而我国高铁企业申请的国际专利也是通过PCT申报的，所有这些专利的申报都是严格按照PCT的程序进行的，这些专利能否授权也是由各国按照本国的知识产权相关规定进行审查确定的，并且我国申报的高铁PCT专利都是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技术所产生，因此不存在中国高铁在海外申请专利而侵犯他国知识产权的情况。既然不存在侵权，何来对抗？

王勇平驳斥日媒称我国高铁是“盗版新干线”

“新干线与京沪高铁完全不在一个相提并论的层次”

[主持人]您认为相关企业在申请海外专利是不是理直气壮？有没有法律和政策障碍？

[王勇平]为什么不理直气壮呢？我们要郑重地告示，中国高铁相关企业申请海外专利会严格按照国际法律法规和国际经济贸易的相关规则。世界贸易组织中的“trips”协议，也就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制定时的宗旨就是,要减少国际贸易中的扭曲和障碍，促进对知识产权充分、有效的保护；同时保证知识产权的执法措施与程序不至于变成合法的障碍。中国高铁申请海外专利，是为了充分有效地保护新的知识产权，减少国际贸易中的摩擦和障碍。我们会按照“trips”协议的相关规定进行申请。根据国际规约，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法应有助于促进技术革新和技术转让与传播，使技术知识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互相受益并有助于社会和经济福利的增长及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王勇平]我举个例子吧。中国的新一代“和谐号” CRH380A高速动车组的头型，为满足列车高速运行的需要，全面提升动车组气动性能，通过20个头型概念设计、10个头型仿真分析、5个头型风洞试验和1个1：1头型实物模型验证，全新研制了低阻力流线型头型。CRH380A动车组头型，无论是从美工设计还是技术设计都是我们自己完成的，这些头型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拥有专利权所要求的三个基本特征，我们不仅有专利，而且有版权。今天，中国把世界高铁的技术等级从时速250公里级提升到时速350公里级，正如当年日本借鉴欧洲的技术，把列车的速度从时速100多公里，提升到时速200公里以上，都是世界铁路发展的重大进步。这两个进步，都遵守了国际法关于知识产权约定的宗旨，也就是，一方面要减少国际贸易中的扭曲和障碍，促进对知识产权充分、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要保证知识产权的执法措施与程序不至于变成合法的障碍。所以，我们申请高铁的相关技术专利是合理合法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高铁技术的革新、转让和传播，更好地为人类社会服务。也因此，我们的底气十足。

[主持人]下面我们看看网友的问题。有一名“发展不息”的网友说，日本之所以说中国高铁的坏话，是担心在高铁建设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不过中国，中国高铁不是侵了日本的“权”，是侵了日本的“利”，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王勇平]我不认同这个观点。我认为，既不存在侵权，也不存在侵利。国际高铁市场竞争对谁都是公平公正的，不属于哪个国家的既定利益范围。大家都可以来竞争。不错，中国高速铁路在工程建设、高速列车、列车控制、客站建设、系统集成、运营维护和环保标准等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的技术标准体系。这对那些在技术上竞争力不强的，或者没有竞争力的国家来说，势必会受到影响。中国高铁一旦在海外成功获得专利，必将对别的国家向海外推销高速铁路技术构成威胁，降低他们的国际竞争力。这恐怕是他们不愿看到的情形。我很难评价某些说中国高铁坏话的人隐藏在不实言语背后的动机，我只是说在国际高铁招标中因利益驱动而施展正当的博弈手段是可以理解的，但以发泄情绪和捏造事实而发难竞争对手，则是非理性的，是不可取的。总之，应该把目光放长远，应该从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入手，提高本国技术的国际竞争力，这样才会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主持人]网友“我在四楼”说，吸收、消化、创新的过程就是侵权？那我要问了，日本的文字里，不也明显带有汉字的痕迹吗，我们中国人也没告你们侵权啊！人类文明是共享的，日本太小器啦。您怎么看这位网友的话？

[王勇平]我们不能因此就断言整个日本民族小器。我认为，日本是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对外来文化消化吸收能力很强，有着开放的学习态度。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就曾举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还曾依据英国模式建设铁路。就高铁技术而言，也是这样。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开始研究“动力分散式”新型电气列车技术，就是受到了欧洲列车技术的启发。领军人物是岛秀雄。他在欧洲留学时，偶然发现一种没有传统火车头的城市轨道列车，这就是现在“动力分散式”高铁列车的雏形，受到启发，回国后力主研发这种技术的列车。可以说，是善于学习的民族习惯大大推进了日本国文明的进程，也为今天日本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所以说，科学技术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只有善于学习，又能在此基础上不断创新的民族，才会在各个时期都不断进步，不断发展。

[主持人]网友“排队买菜”说，我们的高铁最快都跑到480多公里了，京津城际上350公里也跑了好几年了，哪里有350公里的时速剽窃你250公里速度技术的道理？我看这就是“酸葡萄”心理。

[王勇平]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诞生于日本，日本人长期以来为之骄傲。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铁路部门就开始对世界高铁技术进行全面深入的跟踪研究，对高铁重大技术问题进行全面攻关。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冶金、机械、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相关产业技术水平大幅度提升。特别是2004年以来，中国铁路通过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技术创新成果，系统掌握了集设计施工、装备制造、列车控制、系统集成、运营管理于一体的高速铁路成套技术，逐步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世界先进水平的高速铁路技术体系，迈入世界高铁先进国家行列。中国研发生产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RH380型新一代高速动车组列车，去年在京沪高铁先导段创造了486.1公里的试运行最高时速。这是使用运营列车在运营线路上，创造的世界高铁最高速度。中国自主研发的时速400公里的高铁检测列车早已广泛使用。目前，更高时速的检测列车也正在研发之中。除此之外，无论中国的京津城际、武广、郑西、沪宁、沪杭高铁等等，还是京沪高铁，线路最小曲线半径、最大坡度、线间距、隧道净空断面等主要技术标准在目前世界高铁中也是最高的。我再重复一遍，中国高铁大量的技术指标已经远远优于日本的新干线。某些媒体杜撰的剽窃之说，简直是无稽之谈。

[王勇平]高速铁路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宝贵结晶，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有力支撑。对于中国高铁今天所取得成绩，我想说的是，我们从不回避在发展高铁中我们与别人在合作中受益的话题；我们用事实证明了选择“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子是正确的；我们感谢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上一切为中国高铁发展提供许多有价值劳动的合作者；我们也愿意与世界各国分享在高速铁路建设和发展的经验和成果，推动高速铁路在全球的发展。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计划在未来新建5条总长870公里的高铁。中国愿意按照有关国际法规和国际贸易规则，为日本提供相关技术帮助。

[主持人]不知不觉又到了访谈快结束的时候了，王主任，请您最后再给网友说几句话。

[王勇平]好！中国高铁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的人间奇迹，是我们国家实力的象征，每个中国人都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样，世界铁路同行也为高速铁路事业的快速进步感到鼓舞。中国铁路希望与各国深化合作、互惠共赢，也希望有关方面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尊重事实，保持理性。中国铁路仍将不断深化技术创新，完善我们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高速铁路技术体系，我们愿与各国携起手来，共同为促进铁路技术进步，为人类创造美好生活新时空而不懈奋斗。顺便提一下，今天是“七七”事变的纪念日。在这里，谈论中日两国的有关问题，我们感慨很多。对于上个世纪的那场战争，中日两国人民都不应该忘记。战争已经远去，但是教训发人深省。让我们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谢谢大家！

详情请见：王勇平谈“中国高铁知识产权与技术创新”直播专题

朱景玄對談中評社：國民教育非洗腦

【眉批：這位朱景玄校長頭腦清晰。幾個要點：

1.    德育及國民教育是不同層面的兩回事，應該分拆。──本人早便有此感覺，而朱校長很在行地把原因說得清楚明白。

2.    國民教育施行起來，不如想像中難。──承上一點而來，先弄明白國民教育是甚麼一回事。

3.    洗腦說，是「教育圈外」者不在行的描述，本身於前提上難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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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景玄對談中評社：國民教育非洗腦     2011-07-27

http://gcyouth.net/NewsDetails.php?articleId=26149

中評社香港7月27日電／新界校長會主席朱景玄25日到訪中評社香港總部，與中國評論學術顧問劉迺強對談，並接受記者專訪。香港教育局計劃明年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朱景玄建議把德育部分和國民教育分開。他說，國民教育是“唯物”的，但德育則屬“唯心”。前者是確保學生掌握關於國家的知識，後者是灌輸正確價值觀，主流價值觀會隨時間而改變，不能用課程規劃品德。 

　　朱景玄說，香港經歷了百多年的殖民統治，現在正處於大時代的轉變，是急不來的。同樣道理，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也需要一個過程，我們應該讓這個過程自然過渡。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會堅持這目標，一步步實行，希望能改變下一代對國家的感情和認識。 

　　以下是對談及專訪全文： 

　　劉迺強：香港教育局計劃在中小學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目前正就次進行諮詢。校長您怎麼看國民教育在學校中的推行情況？ 

　　朱景玄：說到國民教育目前在學校的情況，從純知識和信息的層面來看，現在無論是中學還是小學，國民教育的信息都已經滲透在不同的學科中。回歸前小學和中學都沒有常識與通識課程，回歸後雖然有了常識和通識課程，學生有了新的渠道接收與中國有關的知識，但這些信息都比較分散、零碎。而且有些學校還讓學生選修不同的課程，例如中國歷史等，沒有很好的渠道令學生全面地接觸到有關中國的知識。所以現在才有人提出獨立將國民教育列為一個學科，進入常規的學習時間中。 
　　香港的老師大部分都是根據課程綱要來施教，這樣比較有一致性，這是一貫的做法。而考試便是對學生學習的評定，現在有一部份對國民教育的爭論就是在考試這方面。如果國民教育科沒有考試，有教師就會擔心影響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學習欲。 

　　劉迺強：現在諮詢文件中說國民教育科不會有公開考試，校內會否有考試？ 

　　朱景玄：根據教育條例，教育局沒有將考試的任務強加在學校身上，公開考試便是對學習的監管。所以如果沒有公開考試，不但學生有可能會放鬆，學校也可能會出現放鬆的情況，不會捉得太緊。現在在諮詢文件中有提到，會以老師的觀察來評估學生在國民教育科中的成績。 
 

劉迺強：照這樣說，現在課程的範圍、教學的方法和評核的方法這三方面是爭議的焦點？ 

　　朱景玄：是的。課程的爭議焦點可以引申致幾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課程的內容，現在很多前線的教育工作者都很依賴出版商的教材，他們會問從那裡可以得到教材等問題。如果要教師自己整理教材，會對他們造成一些壓力和困難。但教育局認為教師可以從現有的教材中取得與國民教育有關的信息，所以在這方面還需要討論和商議。 

　　第二，如果要獨立成科，進入常規的課程時間表，時間如何安排？這方面需要協調，不能影響一些主要科目如語文等的上課時間。另外，施教的技巧如何掌握也很重要，被人說“洗腦”的問題就是出在這一部份，如何拿捏，怎樣才不會被人感覺太政治化和“洗腦”，這些都要考慮，才不會引起學生和外界的質疑。現在香港的問題很容易被人政治化，其實老師對這問題的反應和影響並不算太大，但外界的一些媒體對此十分關注，因為他們是從“非教育”的角度來看問題。如果從“純教育”的角度來看，我們覺得這並非一個太大的問題。但經一些人旁人的搧動後，觸動和引發了爭議。 

劉迺強：你說從“純教育”的角度來看，這並非一個太大的問題，為什麼有這樣的想法？ 

　　朱景玄：我認為，我們面對的受教育者應該都是“白紙一張”，如果一開始就向他們灌輸很多負面的信息，會影響到他們的成長。我們應該更多地向他們灌輸正面的想法，令他們覺得人生和世界是美好的。國家、國情和國民教育也是一樣，不要一開始就光說一些負面的東西，把陰暗面全都掀起，這對學生沒有好處。無論教什麼科，我們施教者的責任就是向學生客觀和理性地解釋和分析事物的陰暗面，使他們了解和明白解決的方法。我們支持國民教育有一個前提就是一定要講正面的東西，以“善”作為出發點，講與國民的感情等正面的東西，但當他們接觸到一些陰暗面時，我們就要和他們客觀地討論和分析。 

　　劉迺強：講一下評核方面的問題好嗎？ 

　　朱景玄：評核涉及了幾方面的問題。有時一些事物，像量度計算香港學校體系對學生學習有什麼效益，這是已經沉澱了的東西。如果你一下子要將它剷除的話，破壞性很大。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要扭正“讀書是為了考試”的觀念，這是長遠目標，我們不會將它視而不見，但我們需要時間，因為這是關乎整個社群的問題，所以一定要慢慢來。 
　　如果現在沒了這個已經沉澱下來的香港學習衡量標準，同時又推出國民教育，這就可能會形成學生和老師之間的矛盾。因為沒有衡量標準，那麼評分方法就是老師主觀的評分。雖然每個老師評分都會盡量保持中肯，但或多或少都會滲透個人感情，那麼評者無心，被評者有意，學生總會覺得是老師在挑剔我，那麼就會造成矛盾。 
　　此外，很多家長都比子女自己更關心考試成績。當國民教育的選材去到家長的層面，事情就會形成政治因素。 

　　劉迺強：家長可能會說，我兒子的政治取向跟老師不同，所以我兒子的分數就很低。 

　　朱景玄：老師總會有這個憂慮。但只要對得住自己作為老師的道德、使命就可以了。 

劉迺強：如果是您，您會如何設計課程？ 

　　朱景玄：我認為，今次計劃推出的是德育和國民教育科，課程內容包括向學生灌輸正確的價值觀，意思是學生需要達到主流文化要求的目標。所謂正確價值觀，就是今天主流文化所期望的價值觀，其中包括對人要忠誠、守時、不要被物質蒙蔽、要行使公義和社會責任等等，這些其實一直都滲透在香港的社會、家庭、學校裏，好像家庭有家長作施教者、學校有老師作施教者，他們隨時都會跟年輕人講、分析什麼是正確的價值觀。這就是滲透。用學校上課為例，學生上語文科，讀冰心的文章，老師講到母愛，學生就自然會接觸到孝順父母的主流價值觀；學生上體育堂，老師跟學生講跑步不能偷步、越線，這些其實都是規矩，這些也是道德、品德，這就是所謂滲透。至於價值觀的評估，講的就是操行分。每次看成績表，除了看平均分、名次，還要看操行。這些一直都持之以恆地做。我稱這些作隱閉式滲透，即是不明顯地做。 

　　明年推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我覺得可以把德育部分分開。德育根本不需要特別跟學生講。什麼是正確價值觀？是今天主流文化對事情的期望。今天對某一件事物的看法是今天的價值觀，幾年後可能就不同了。既然價值觀會隨時間而改變，就不能用課程規劃品德。不同的社會環境，就有不同的價值觀，這些都不能用白紙黑字寫成課程，否則會有好多爭拗。 

我認為，國民教育是“唯物”的，但德育則屬“唯心”。什麼是唯物？是實質的、看得見的、可量度的。如果學生是六歲、八歲、十二歲，我們就要按照他們的歲數，列出他們可以掌握、應該掌握的信息、知識，要他們學習、要他們記住。這些是唯物性，可以計算得到。至於唯心，我們根本不能計算，不是說上多少課，就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態度、觀念，這關乎個人成長過程。我覺得“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不一定是負面，這跟“變幻才是永恆”意思一樣。 

　　換言之，以年歲週期計算，六歲要掌握什麼、七歲要掌握什麼、八歲要掌握什麼，學校就教學生什麼。如此一來，學校的教學彈性更大，也不用規定什麼日子要教什麼，總之由開學到放暑假，這一段期間，教會學生一些他們歲數應該要懂的具象唯物國家的信息就可以了。 

　　至於施教者，不一定是老師。當然老師也可以教，但如果老師不教，學校也可以請“到會”。不過這裡要小心，學校要確保“到會”的質素和統一。假如六歲學生需要十個小時去學習他們要掌握的信息，那麼學校可以安排一日或者一個星期，作為國民教育日或者國民教育週，請到會者來大班施教。唯物性信息適合大班教學，越大越好；唯心性信息則單對單、小班教學最好。至於到會教學、大班教學的好處，一來有效率，二來教材精簡，三來學校老師就不用擔心會被政治評價，也不需擔心如何準備教材、擔心教學方向和方法是否錯誤。 

　　其實國民教育的教學時間不用很長，學校只需找一個禮拜作“國民教育周”，但留意並不是佔用學生整個禮拜，而是可能每班逐一選一天進行授課，與此同時，其他老師也可以在場旁聽。 

　　教育局應撥出更多資源進行培訓，為有熱誠的老師提供更多機會。對於外來的施教者，學校要好好拿捏他們的質素，如果他們教學表現出色，其實對課程是很有幫助。 

　　香港經歷了百多年的殖民統治，現在正處於大時代的轉變，是急不來的。同樣道理，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也需要一個過程，我們應該讓這個過程自然過渡。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會堅持者目標，一步步實行，希望能改變下一代對國家的感情和認識。 
 

問答環節 

　　記者：回歸以來，香港學生對國家的認識，有沒有提升？ 

　　朱景玄：確實增加了。近年香港大力推動普通話教學，增加不少與內地交流的活動，很多學校都會讓學生唱國歌；除此之外，媒體更多地報導內地的新聞，國家領導人、運動員訪港等等，都大大增加了學生對內地的認識，跟我們當年讀書的時候完全是兩碼事。 

　　記者：政府提出推行國民教育之後，一些媒體把焦點放在“洗腦”的問題上，您怎麼看？ 

　　朱景玄：有些媒體喜歡用一些名詞，令問題標籤化、政治化，我認為絕對不應該用“洗腦”這個詞的。人們生來什麼都不懂，通過接收教育，學知識、學道德，也算是“洗腦”嗎？如果這些都是“洗腦”的話，那麼可以說，教育工作確實是在做“洗腦”的工作。 

　　記者：您曾經講過，進行國民教育，第一個需要接受教育的教師隊伍。您認為可以如何培訓教師？ 

　　朱景玄：現在香港的中小學老師（特別是那些有2、30年教齡的老師），是回歸前受教育的一代，本身對國家的認知比較薄弱，他們往往被一些固有的觀念桎梏，難以自我突破。加之他們已經4、50歲了，對新的事物的接受能力比較低。從事教育工作是很神聖的工作，是人類的靈魂工程師，值得我們讚頌，但是職業致使他們對新事物的接受度比任何其他工種都低。我認識的很多教師，對時事都很冷感，因為他們的世界比較安穩，一個月拿幾萬塊，無需關心外面的世界發生了什麼。一名稱職的老師，不僅要認識國家，更要有世界觀。

　我認為，香港推動國民教育，內地或中央不要直接介入，否則會有被“政治化”的危險。其實，我們可以開發“銀髮市場”。那些已經退休的教師，具備基本的教師資格，如果他們有心，願意接受培訓，就可以成為一支很好的專門教授國民教育的教師隊伍。一名教師可以去多間學校教課，粗略估計4、50人就夠了。 
 

記者：現在普遍認為香港的公民素質比內地的較好一些，是不是因為香港的教育有什麼優勝之處？您認為兩地在教育領域各有什麼優勢，有何可以互相借鑑之處？　 

　　朱景玄：一個社會的公民素質，不僅跟教育有關，也是社會、歷史環境造成的。所謂“衣食足、知榮辱”，中國不久前才剛剛脫離挨餓的時代，而香港的物質條件一直都不錯，兩地的社會環境不同。我們在媒體上看到的一些負面新聞，地溝油、皮革奶，似乎是社會道德、公民素質出了問題，其實未必，那些人或許只是“無知”加“貪婪”，那一代人也沒受過良好的教育。我們要對教育有信心，我相信只要不放棄教育，下一代的素質必將有所提升。 

　　我也觀察到，香港和內地的教育側重有一點不同：香港老師更側重唯心（感性）方面，內地更多側重唯物（理性）方面。我認為，教育應該是唯心重於唯物，言傳身教很重要。然而，我不認為內地要照抄香港或外國的模式，要給她時間慢慢進步，遲早會好的。 

　　有一天我去茶餐廳，坐在廚房旁邊，引發思考。為什麼西紅柿加熱之後會散架，而雞蛋加熱之後卻會變硬呢？進一步說，為什麼咖啡加熱後，會發出香氣呢？沒有哪個人天生注定是西紅柿（遇到困難就被打垮），經過教育，人可以像雞蛋一樣變得更堅強，甚至像咖啡一樣，升華、散發香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