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死就不會死 － 論香港經濟興亡》一位年青人N朋友的分析

《不作死就不會死　－　論香港經濟興亡》

 一位年青人N朋友的分析

在去年九龍地區的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咨詢中，在台下的中港青年文化聯合會主席曾發言稱，青少年近年激動的行為，其實出自他們沒有一個良好的前景，於是他們對於未來失去信心。縱使筆者對於該組織所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和一些其他的發言實在不敢認同，以香港現實的經濟及社會狀況而論，上面提到的發言的確是非常合理　－　畢竟除了意識形態的統戰以外、香港社運最大的人員源，正正就是香港的經濟困境造成了大批無所事事，無法透過經濟活動的參與改善生活和囤積財富，因而對於社會本身存在憤恨的青年。然而，雖然這個現象本身是經濟性和民生性的，它的生成和持續卻是政治性的。

近３０年中國民生工業力量的崛起與隨之而起的外貿需求，令作為金融中心的香港得到了當時前所未有的發展，於是相對於工業國家依靠工業發展而保障技術工人的情況，在工廠捱幾年的苦工，囤積資金之後進行股票和房產炒賣，最終致富，就成了經典「肯拼就有出路」的香港民生經濟模式。然而，香港作為金融中心本身的價值的設計本身卻就是政治性的　－　它在於香港的政制保證了私有資本的保障、政府對於土地、股權等等各種生資資料的囤積方法不予干預及不予重新分配，於是只要何乎香港及國際商業法律的規則，任何致富及財產資本的囤積方法的所得都能得到保障　－　即使這些囤積它在道德意義上不一定是公平及誠實的（或某些人認為不公）。在重視透過炒作及單方面的貿易扭曲限制由他國家囤積財富的西方金融體系而言，香港政府對於這種囤積成果的保證，包括其所衍生的完善及明確的法治體系（而非所謂民主自由之類的政治意識形態）才是香港被外國金融大企選為金融中心的主要原因　－　透過對於囤積資本行為的放任和利益保證，確保香港人和外國公司可由內地經香港進行的外貿中榨取剩餘價值，從中獲利。即使完整的法治體系的確為香港帶來了在工業產業上的潛能，它卻從來沒有被運用。

本來，即使金融體系上放任，只要一個社會具備與之對沖的高技術需求、難以複製的高科技工業生產鏈，金融體系以外的群眾及擁有技術的知識份子就可以利用技術生產及外銷製造自身的生產成果改善民生，以及以取代金融體系作為主要生產模式的可行性與金融業的周期對沖。然而，長期的工業化會帶來有紀律和節制的工人團隊與統治者周旋，所以為求方便統治，英國政府不單沒有發展香港的科技工業，更刻意令本來重理工而輕人文香港大學體系走上重政治、去科研的道路，斷絕其協助工業化的能力。在這種背景下，完全依靠中外貿易及國內奢侈品需求而在中港經濟制度邊界生成利益作為社會唯一收入源，並依靠沒有物質經濟產出的服務業去實現收入以及進行分配。

回歸以後，這種單純依靠政治分界抽取內地生產成果所得的利益，因而缺乏自我平衡能力的經濟體系在９７金融風暴中立即就表露無遺：一旦金融界本身陷入了衰退周期，整個香港的群眾都失去了唯一囤積財富的方法，而本來依靠勞動生存的工人，更加因為消費力可怕的衰退而大規模地失去工作，完全失去了參與經濟活動維持生存的能力。沒有以科技為基礎的產品生成體系，更令香港在恢復經濟增長的過程中難上加難，令當年亞洲四小龍之首的香港反而是四小龍中最後恢復的。當年的董建華政府有見及此，因而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然而，因為董政府始料未及的兩點，大刀闊斧的教育改革卻與外圍因素一同成了產業改革以致本來已經處在困境的董建華政府的催命符。

一方面由於長年完全脫離工業生產，不存在紀律性的工人團隊的香港亦也沒有工人最根本的精神，就是依靠勞動生產的根本覺悟。在尤其新一代的香港人的經濟的經歷中是完全沒有「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這種生產與分配間的根本關係。因為都是依靠炒賣致富，我們甚至可以說：對香港人而言錢最終都是不知為何從天而降，又不知為何可以換成資源的。在這種對於實體經濟根本結構完全無知的文化背景下，要向香港普遍大眾解釋科研及先進工業在全國甚至世界完整經濟鏈中增加生產效益和發現新資源的重要性，增加香港作為局部經濟體對全球實體經濟參與率以增加收入來源的道理實在艱難之至。而以此達到社會共識去改變現時的生產模式去達到產業改革的目的更加是難上加難　－　即使這些改革並未危害到資本擁有者　－　也就是炒賣致富者　－　的長遠收入甚至暴利。

另一方面，在改革當中董政府很快就意識到根本的問題：如筆者以往的文章所述，相對於有巨大工業需求的內地教育體制，香港的教育體制自７０年代起已被港英政府徹底設計成一種政治統戰　－　而非知識教育　－　的工具。它的根本教育方向，是以某種的原罪論　－　或宗教上的，或以民族優劣論滲透在歷史教育中　－　否認個人的一切自我思維，將所有理性和集體長遠利益的思考都認定為自私、愚昧的，並且製造一種無論任何可能的行為或者思想，只要沒有信仰權威的首肯，皆視為罪孽，以致為懼於一生活在罪惡感中，他們只能服從於信仰權威的一切號召，並以對同一信仰的服從與否介定他人的道德及生存價值。而為了保護信仰避免其受到科學方法及證據的挑戰，這些學校無不強求學生不求甚解，死記爛背，甚至刻意教授有利信仰的錯誤知識（例如：筆者在校時，香港是少數仍在中學中可教神創論、而且尊玻爾模型　－　而非量子力學模型　－　為化學真理的已發展地區） 。這種教育方便了教會控制群眾的思想，及其行動，而透過對西方國家的忠誠，外國勢力則透過教會達到了控制群眾的目的　－　包括在港英政府之下當守法順民，和在特區政府之下隨時動員示威，達到教會及其支持勢力所需要的政治目的。而透過滲入宗教教育的意識形態教育，對於信仰的忠誠亦同時成了對泛民的政治忠誠　－　即使在學時不信宗教的學生，思想也往往被如此灌輸疆化。教會學校不單善於強推這種強迫灌輸的教育，更善於為其偽造包裝　－　在獨立思考的概念傳到香港之時，它竟被教會一眾文宣機器扭曲成「堅否進化論的一切證據，拒絕宇宙爆炸起源論異端邪說，憑信仰（而毋需思考其任何矛盾）接受神創論，打破科學和理性思考的牢籠」的盲目信仰，而結果，接受此論的學生者眾。香港教育洗腦之深，可見一班。

於是，由小學到大學，香港教育所生成的人材徹底是一種在權威體系中爭權奪利的工具，善於空談口號、勾心鬥角，劣於知識尋求上的邏輯分析及經驗收集，所以他們在科技工業上徹底地脫節。如果教育體制不作極大幅度的改革的話，香港根本無能提供高新產業的必要人材，結果必然是產業改革的失敗　－　除非其新產業將永久性地依賴國內及外國人材。然而，在香港要改革教育，就必然要改變其根本結構及功能目的。這點一方面就相當於拆散港英政府所扶植的，佔香港中小學教育大部份教育資源的整個宗教教育體系的人員的根本目的。這個由所謂宗教、政黨、媒體三霸權所組成的香港反對派骨幹力量對於香港事實上是沒有多少責任和持份可言的　－　正如近年眾多的洩密文件所示，他們都在外國被領事保護及接送外國的保證下作為香港外國勢力的代理人，而這個代理的目的就是拒絕北京以香港為科技及產業中心得到必要技術，以及以香港的政治混亂和經濟上的負累試圖威脅中國全國的穩定，最終迫使中國就範作為西方世界永久的血汗工廠。實際上準備好隨時逃亡的亦不單是在洩密文件上顯赫有名的反對派核心領袖　－　早在９０年代，香港眾多教育界高層官僚及教會中小學校長的妻兒子女就早已移民外國，剩下自己一人獨身掌握這些年薪百萬港元的高薪職位（時人稱「太空人」）。這些校長及官員的子女亦從不在香港教育體制下學習，他們不是自小在外國上學，就是被送入國際學校。這些所謂「按良知辦事」的辦學團體和人員，其對於自身所提供的服務的自信、責任感和持份到底稀薄至何等地步，由此盡見。

同時，科研教育需要能者為之的嚴格的師資體系和根本教育能力，這一點與以統戰手法為主要技能。再者，教協教教會的教師往往依靠教會和在教協中政治忠誠的表現換取高薪的教員職位，然後再通過人脈關係謀取自家子弟在教育體系中的特殊優待，這種體制本身就與科研體系嚴謹紀律的需要相違。單是將外國教育體系師資的競爭性引入香港，就足以令這個買辦體系（也就是內地貪腐的一種）崩潰，令數以萬計本來依附在此一體系上的既得利益者無以為繼。

所以當政府要為了香港人的長遠利益解拆這些外國代理人的統戰工具時，他們自然會不顧一切動員反抗。當年最大辦學團體之一的天主教教區甚至以突然交回辦學權，變相全面倒閉學校這種打亂整個社會程序的做法威脅政府就範，在其支持者引起極大回響。可悲的是香港人多年受其統戰，眾多民眾早已喪失了分辦是非和邏輯思考的能力，加上傳媒誇張報導扭曲訊息，終致反對派超乎想像的動員成功將董政府　－　以及香港歷史上唯一走向產業完整化的機會　－　給拉下來了。

在這樣不得不提建制派在產業改革上的作用　－　或反作用。本來由於香港議會政制的設計，佔多數的親政府議員是可以在短期內無視市民的意見支持政府政策及各種立法的推行。這樣在短期之內就可以避免反對派以統戰機器阻止政府施政，而只要改革達到成果，社會經濟環境改良，就可以爭取市民長期的支持。然而，由於七十年代北京政府在香港的代理人已經被港英政府有系統的消滅，所以事實上在香港回歸的時候，鄧小平尋找的所謂愛國愛港根本就是求人無門。在這種背景之下，香港所謂的建制派其實根本就是從港英政府所支配的社會文化基礎上尋找願意與北京進行利益協商的同盟者所組成。於是在商業利益上他們可能因為內地市場的好處而放棄反華，但事實上他們主要所代表的利益就正正是與反對派一體兩面的宗、政、媒三霸權領袖。他們之所以親政府，不過是中央及香港政府所給予的利益保證和作為宗、政、媒三者在香港一些反對派支持者都不容的行為的替罪羊，確保利益是屬他們及其背後勢力的，而社會反彈的承擔將是屬政府的。因此當政府及中央要改變這些根本的政治生態的時候，尤其本來就心向教會的一大部份建制派立即就倒戈。這一點，在最近的特首選舉中就表露無遺：因為尋求與反對派及宗、政、媒三霸權共治香港，並有教會背景的唐英年敗於以產業改革政綱獲選的梁振英之後，眾多的建制派議員或建立起與反對派共事的報章媒體，或促成了科技局設立議案的下馬，有些甚至直接參與七一遊行及鼓勵佔中倒梁。

因為董政府的失敗，香港重新回到房地產金融產業獨大，徹底依靠中港政治分隔維持社會收入的道路，甚至連特首都是由舊港英政府的代表所選定。然而，任由金融體系獨大並發揮其促進囤積資本代替勞動的本質，加上真正容許勞動群眾及知識份子安身立命的工業體系的缺乏卻形成了香港巨大的貧富懸殊。況且即使中央在０３年以後已經以各種自列強分割時代未有的優惠政策及給予各種壟斷地位強求維持香港的經濟，但隨著內地經濟發展、群眾討價力增加以及全球經濟泡沫帶來的通漲效應下，來港物價亦不斷上升。這樣，政府不提升地價就無法維持在低稅收前提下的收入和福利分配，而不提升普遍的工資就無法維持中下階層市民的生活。但同時在這樣的環境下，不提升尤其以樓價為主的向內地富人索取的商品價格，則無法填補成本上升的營商壓力，最終造成普遍的虧蝕、整個行業的崩潰　－　在法定最低工資限制了市場在衰退中的自我平衡能力時就更是如此。然而無止境的服務加價卻令有能力的內地富人最終在內地建立自己的香港式服務業服務自己，或者直接到外國享受同類的服務。事實上，內地人大批的往歐洲國家消費的，來港旅客所購商品由奢侈品逐漸變成日用品的現象，正正是香港的服務產品價格已經高得為內地富人所唾棄的表現。

於是整個服務業甚至香港整個經濟本身就被困在沒有對沖的這科技產出，沒有大規模的對內地對沖投資和沒有自力確保原材料及限制基線加工源成本的三重困境，最後無以為繼。所以長遠（可能是十年，或更短的時間之內）而言，對於服務業的完全依賴將導致其徹底的崩解，令香港失去其唯一的收入源，廣大市民徹底失去維持生活的生產方法。而此一民生崩塌一旦出現，香港將可能陷入動亂，屆時即使動亂過去，中外商家也不會再選擇不再具有完全政治經濟優勢的香港為金融中心或任何的產業中心　－　因為重建社會基建所需的時間和資金成本都相比如對已有基建如（上海或深圳）升級使用為高。到時，香港將永久失去其最大收入源，而且永不恢復。

同樣地，服務業獨大造成狹窄的求職工種，加上利用政治邊界能榨取的有限的資源，決定了能分配其擁有多數利益的只有少數金融功能性高的職位。工種的狹窄決定了整個香港的人力資源都往狹窄的金融服務業傾斜，直到連服務業本身都出現人力過剩，無法提供足夠的良好職位、維持良好的員工收入和各種經驗提升的過程，於是青年對前景普遍的絕望即應運而生。

在這個情況下，香港唯一的生存出路其實就是由政府帶頭無視一切社會代價，急速建立一個完整的高科技、高精度產業鏈。只有如此，才能確保服務業新的客源，金融業的對沖產出，而及以此為前提加強的中港經濟互相投資，確保香港所得的下游生產價格保證。然而，在荒廢十年的產業及教育改革的現實下，當年董政府所面對的社會反彈的問題以及香港無法提供科研人材的情況只有比董政府的情況更為惡化。

實際上，如果說十年前的一代港人對於董建華的產業改革僅僅是水土不服，那這一代的港人更加是對於反對派的統戰機器盲目忠誠，不可理諭，以至任何建設性的社會討論根本無法實行　－　為了服務政治上的目的，他們不單盲目的反對科研設局及科研經費去政治化管理及增加，更加瘋狂發動驅逐內地學生的運動，巧立各種名目進一步消滅香港只僅一息尚存的科研體系；同樣，法律授予政府的發牌決定權，他們可以隨意否定，隨意要求使用特權法逾越，並為之動員，更妄稱政府依法發牌的做法是「將特首意志凌駕法治之上」；撒溪錢或者揚言擲汽油彈這些類似黑幫和恐怖份子的人生恐嚇行為不單沒有被法律制裁，更加被市民盲目擁護；而無論出現多少次欺凌自殺事件，多少次名校學生非禮強姦因校長求情免獄事件，只要是香港人摸拜之至的教會學校，在他們眼中一樣是「優質教育」　－　或者更直接地將所有責任都推卸到根本無法保有及行使實質監督權的政府上面，以保護自身承認或不承認的盲目信仰。

在香港社會已經一腳陷進了選舉民主制的現況下，要越過社會共識進行產業改革已然不可能。但是面對一群如此的群眾，要透過理性和紀律將社會整合並導向非破壞性的方向，實在是無能為力。因此事實上香港社會文化、教育和媒體紀律從來沒有得到真正現代化的前提下出現的的選舉體制，實際上正正就是其產業及整體經濟致死的毒藥。

而即使香港能達成共識，香港能達到產業改革的客觀及主觀條件已經大不如前：一方面，隨著內地大學科研體系的崛起和國際化，香港僅有的科研能力已經不如內地一些尖端的科研中心；對中央而言，直接改革及加強發展內地科研體系亦比起扶助香港科研體系更為划算和可靠。另一方面，香港經過四十年統戰及十多年的內耗，人材都已自小童時代開始被送進政治統戰鬥爭機器裡去，大學的科研體系亦或無人為繼，或被輿論甚至校內政治勢力排擠而見萎縮，人員上亦嚴重地依賴挖角內地菁英勉強維持　－　而可悲的是，除非他們轉拜香港政治及宗教信仰，並詛咒自己的民族身份，不然這些苦苦維持香港科研力量的青年，本身就活在被群眾排擠的現實中。在這種背景下，即使明天港人痛定思痛、洗心革面接受改革，其科研體系亦未必再能發揮作用。

而且，隨著教協及教會在教育體系中鞏固權力以及媒體統戰的成功，整個香港在社會問題的討論已經由根本的生產模式問題被誤導向分配的問題：產業狹窄的根本問題，逐漸被視為次要，甚至只是一個用作批判政府的空泛口號，維持著香港根本收入源的中港政治邊界　－　也就是對於私有財富及市場炒作囤積財富的安全及價值保證，卻被單純地視為政府勾結商家，為富不仁助長社會貧富懸殊的根源；於是各種要求政府在完全沒有社會相應的討價能力下強設工資標準、強制操作物業價格、排擠內地人到港消費和上大學、越過市場保證為反對派所設媒體企業運作、甚至直接將財富重新分配這些各種拆毀中港經濟制度之分，消滅香港唯一收入源的各種輿論甚囂塵上，甚至與沒有任何社會文化建設基礎的普選一同被視為解決香港經濟問題的唯一靈丹。當然，這種論述是不可能實現的，它就像極端宗教組織引誘信徒殺人放火，聲稱信徒死於此行即上天國，永享無盡欲樂一樣，其論述目的止於號令香港群眾自毀經濟體系，此目的一旦達成，泛民人員即「功成身退」，不然就趁金融市場大亂炒作賺錢、同樣出走榮休，剩下毫可依靠的群眾，則如同死於聖戰的狂信者一樣，與號令他們送死的傳教士毫無關係。

而除了本身就對香港沒有任何持份的反對派三霸權以外，這些輿論的宣傳者竟然包括了一些沒有在梁振英上台時倒戈的建制派政黨和一些與這些政黨友好的親政府青年團體。本來，作為自稱愛國愛港陣營的人，就應該坦言真相，帶領香港人面對自身選擇了惰於改革，盲信反對派統戰機器的共業惡果，共同放棄自身的自大和短期的利益享受低頭接受產業改革的各種精神及物質代價，期望社會下一代子女可以因而得到更加良好的社會環境　－　就像當年在工廠辛苦工作的父輩一樣。但十多年反對派的政治統戰及內耗至今，他們都或為了選票的利益，或為討好一時民意，或因為短視和無能，竟然與反對派一同將香港民生經濟加速往玉石俱焚的向方進迫。雖然香港群眾在香港舊有體制的多年「教育」中已然失去了思考的邏輯性，要得到群眾的認同不得不提供一些迎合他們（雖然毫無道理）的論述。但為求群眾支持而站於如此短視的立場，作為建制派不旦不智，而且極度的不負責任　－　首先，他們永遠無法將經濟體系毀滅，民生卻能憑空維持的假論述包裝得比泛民更好，因為為求反共賣國，他們可以比建制派宣揚更多的仇恨和謊言，並用這些謊言去掩飾其論據的空泛，但建制派卻做不到　－　除非他們向全中國倒戈相向，然後無以立足於國家、任由其愛國者的基本盤崩盤。其次，與泛民一樣，這種論述並不會帶來真正的出路，所得的支持也直到群眾生活無以為繼，即告終止。但泛民本身就是外國勢力，自然有處可逃，但尤其政見左翼的建制人員，在香港崩盤之後可出走何方？

而偏偏，服務業的失衡並未到達基層無法生存的地步，為政治目的而被泛民號召的一場大規模違法活動　－　佔中　－　卻已然發生了。

縱觀以上分析，佔中出現的背景，應該是經濟扭曲的社會聚集了對未來無望的群眾，以致對經濟改革有所訴求才對。然而，無論佔中的核心構成，手法和訴求，都沒有顯示出這一切：佔中的核心群眾都是入世未深的學生、而他們的手法　－　或目的　－　就是癱瘓香港經濟，將動亂令金融體系崩塌的危機變成現實。而他們的訴求，卻完全是非經濟性的，純粹是種所謂的民主化訴求，而他們將香港的亂象和苦況都盲目訴諸這種訴求上的論述，更確證了上文對教會統戰手法的分析。

然則，即使佔中的所謂民主訴求，同樣子虛烏有：首先香港回歸以降，泛民和群眾所要求的「媒體自由」實際上自香港開埠所未見、反而是建制派往往被審查機構滅聲，何況各國候選人方式有異，所謂普選形式，實質上就沒有甚麼國際標準。

但更重要的是，香港的社會發展本來就偏離了提出者所謂的國際標準，尤其民主化尚算成功的國家的標準。這一點，最近一篇中印對比，指出印度困境的文章指明了這一點：一切的社會都是先進行宗教改革（社會體制）、再進行政制改革，否則一旦「民主化」、舊有的社會惡習將永無改變機會，以致所謂民主化後社會變得更加落後，歷史之中無一例外。

香港在政治世俗化和教育體系正正就是沒有得到現代化改革：以全民稅金支付教會教育，換來的卻是上文所述的強迫性改宗灌輸；再者自７０年代左校強拆以降，為求子女能入讀任何中小學，家長往往都迫於無奈改宗基督教，即使現在，家長也只能如此才能入讀所謂更優秀的學校（而它們優秀的原因，純粹是選取學生的優先權和政府數十年來的不平衡資助）。早年就有內地新移民學生家長因信錯數而無法入讀心儀學校。香港人上自己付稅所上的學校，不單是受強迫性的宗教教育，甚至連入學都要受信仰歧視。可見，香港連宗教自由都無能確保，政治世俗化停留於歐洲封建時代，一旦在此時進行普選　－　任何形式的普選　－　宗教及與之一形式的政黨體系將透過他們對平民思想的鞏固操控控制選舉結果，以強化他們的特權。這就正如印度的種性制度透過印度教操作群眾思想，控制選舉結果以達到強化其特權，阻礙社會經濟發展的情況同出一轍。

實際上，在香港與泛民及教會不同的異見者，不單受盡這些思想被控制的群眾的欺凌，以及各種濫用體制（例如公開網站的投訴體制）甚至非法行為，人身威脅的各種滅聲，即使是自身作為政府機關，卻與教會關係密切的廣管局，都一味為教會及泛民系統性地消除與之異見的電台節目。現下群眾的投票權並不完整，泛民尚未奪權已然如此。一旦普選發生，香港長久以來表面上被重視的宗教自由，言論自由，人身保障等價值將會淪落至甚麼地步，實在不敢想像。可見，佔中的目的並非真正的民主，甚至並非真正的西方民主，而只純粹為是某些人透過控制思想奪權而清掃障礙的手段，將他們舊有的特權強化到極致。

中央顯然清楚這一個問題，亦無意讓普選毀了香港。然而，隨著香港群眾製造了一種１７年不普選，政改就永遠擱置的「普選懸崖」假象，中央也只能尋求回應方法。一個折衷方案，就是以一種有限普選強化特首的認受性，同時爭取時間進行真正的宗教和社會改革，製造經濟和政治改革的契機。然而，教會也好，泛民也好，也當然不願他們長久以來的特權和唯一的專政機會被奪去。於是作為其代理人的佔中領袖聚集群眾，實行動亂，香港經濟自此一拍兩散。

根據科大雷教授的估算，佔中至今單是股市沽空已令香港損失超過三千億，零售業的損失及其衍生經濟震盪更加無法估計。隨著資金外逃，香港金融體系的崩潰恐怕已然開始。無論佔中如何落幕，香港群眾以後生存依靠的問題，恐怕都已再難保證　－　實際上，連唯一曾經有意志救港的北京政府，在此件之後對香港施捨與否都應該三思。

稱為泛民和教會的傳教士已經成功，稱為香港群眾的狂信者已經殉教。至於殉教之後有沒有天國福樂，與傳教士已經再沒有任何關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