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不太認同內地南方地區的媒體此次有大進步(關乎「當代華文新聞媒體」總體更深層次的反思。此處暫時擱下),文章分析得又透又好!角度獨特!
並提供思考問題的方向,這種水平的文章多看才有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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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舆论”会是实现进步的契机吗?》
文 扬
在抗震救灾方面,中国这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举国体制,既成熟又有力,令人很放心。与救灾活动没有直接关系的大多数国民,亲自下场帮忙,或提供场外指导,都有点像添乱。把自己份内的事做好,倒是更好的支援。
有人已注意到,与5年前的汶川地震时相比,中国媒体有进步了。观察者网主编余亮在本周发表的文章中对此做了一个很好的盘点,并总结道:“从官媒到商媒,目前都是理性占上风。‘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媒体至今尚未出现…到目前为止,政府、民众基本合格,连媒体也暂时及格。套用有些知识分子爱用的话,这越来越像一个正常国家。”
接着余主编的评论,我也谈一下救灾在舆论进步方面的意义。
天灾就是天灾,人类无法阻止,也无力抗拒,对于这一点,人类总的来说还是认命。天天骂骂咧咧的人,凡事都骂,政府没好人,国家不是个东西,垃圾箱里冻死了孩子,黄浦江上漂流死猪,煤矿透水、城市雾霾、河流污染,都可以直指国家为元凶,据此展开大批判。但对于地震这类天灾,虽然肇事者很明确,全是地球惹的祸,但却无从追究。
显然,这是一个特殊情况。由于元凶是老天爷,不是人类中的你我他,于是只好免除对原因方面的讨伐,所有争论都围绕现实后果这一个方面。
在我看来,对于舆论的成长进步而言,这竟是一个难得的契机。若考虑到天灾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这个契机还是用奇高的代价换来的,更应加以特别的重视。
为什么这么讲?我来解释一下。现实是,人类喜欢争论,但争论却总是无休无止,而且常常毫无结果,永远原地绕圈,这主要是因为争论各方没办法在造成问题的原因上达成一致意见,而且还倾向于沿着因果链条一路追溯上去,不能在任何一个共识点上停下来。
黄浦江上漂了很多死猪,直接原因当然可以归咎于养猪农民违法乱丢,但也可以进一步归因到管理部门失职和地方政府的无能,据此又可以追溯到法律不健全、农民没素质,继续追,当然还可以一直深究到国家政治体制、国民道德水平、国人文化修养…若还嫌高度不过,那就再联系到孔子和基督,让柏拉图和穆罕默德也都对死猪们集体顺流而下这件事负点责。
当下的中国,人人都很熟悉这种弹射式的、一路畅通直达顶层的深究,所有问题无论大小都直通政治,直通道德,中间全无区隔。文革时期叫做“无限上纲”,挺恰当的,若要换个词,也可以叫“无限追究”。
这里的要害就在于“无限”。表面上看,思想解放么,视野开阔么,言论自由么,想怎么联系就怎么联系,怎么就不行了?
其实此事没那么简单。一事当前,尽量排除政治因素,暂时搁置道德判断,在通往宏大问题的因果路径上设置一个限制,不轻易穿越过去,这是个极为重要的思想方法。甚至可以当作衡量一个民族的舆论界是否成熟、是否发达的主要标尺。若普遍未能做到这点,人人都带着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毛病,黄浦江倒灌中南海,死猪耳朵反挂撒旦的后脑勺,这样的舆论界一定是混沌的、昏乱的、处在初级状态的。
要害在于,“无限追究”严重干扰了事实判断。因为,还没等把具体问题的前因后果搞清楚,争论各方已经一窝蜂地杀入战场,去抢占各自的制高点了。中国红十字会到底有没有贪污和渎职的问题,和郭美美事件到底是何种关系,已经不再是问题,爱怎样怎样,斗争焦点已经转移到派哪些人去接管红会、或用哪个新组织取而代之的政治问题上去了。
历史上,科学最终挣脱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桎梏,独立发展起来,如果未能搁置道德判断、专注事实判断,将信仰问题和科学问题分隔开,根本不可能。可叹的是,直至今日,这种搁置和分隔,仍未成为中国舆论界的基本准则。
文革期间,农民在自家后院养几只鸡,也能无限上纲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人因此而被枪毙。其实,今日的“无限追究派”,与此一脉相承。
回到“灾后舆论”的问题上。前面说了,天灾就是老天爷占据了首要肇事者这个位置,把“无限追究”这条路堵死了,无论怀抱多大的冲动,也知道爬上珠峰顶去和老天爷决斗没有用。所以,客观上制造了一个断绝“无限追究”的舆论环境。即使还可以从楼房建筑质量、政府反应速度、具体救灾措施等方面迂回地追究,但救灾的紧迫性和人类的同情心也或多或少会对此有所遏制。
这就是进步的契机。既然其他时候都没办法形成这种难得的一致,那么天灾之后的“灾后舆论”就成了唯一的真实体验。整个舆论界可以在这种体验中反思一下,为什么对于别的问题不能也这样首先关注事实,暂时搁置其他?不能等到事实弄清楚并发现确实存在更深层的问题根源后再去追究?从一个老人中风倒地的画面就能一步跳跃到“逾百人跨过不理” (傳者接:已證實是假訊息)的凭空想象,然后又一步跳到“国人竟冷漠至此”的道德讨伐,媒体跳大神般的集体昏乱能不能借“灾后舆论”这个特殊环境治一治?
天灾无法避免,若能利用天灾取得进步,社会幸甚。
2013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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