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篇代表覺醒、民智開的好文！
千萬別錯過！！
【末注：文揚的《國之大事，讓自由市場經濟學家走開》與環球時報社論《中國需要新的思想啟蒙運動》並讀，反映內地所謂「自由派」公知及學者及傳媒人已露底──太暢快了，他們的淺薄或別有用心，終於被提出來、點出來，被放在陽光下討論。
讀得太痛快了，兩篇都不要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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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評：中國需要新的思想啟蒙運動
2012-08-22 07:16 環球時報
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2-08/3056640.html
中国社会需要一场新的启蒙运动，或者说我们需要第二次思想解放。无论启蒙还是思想解放，都是要摆脱愚昧，扩大见识，抵制各种“神”对我们的精神压制。
上世纪80年代，西方思想大量涌进中国，中国传统观念在现代社会做的各种“巢”受到猛烈冲刷。那次启蒙运动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进程，确保了改革开放30多年相当强劲的前行。
今天在中国人的思想层面还有“神”吗？有。它是谁？它已不是传统意识形态中的那些符号，它恰恰是帮助中国社会冲破旧思想桎梏的那股力量。它就是“西方价值观”的逐渐被神化，甚至被“原教旨化”。-
被极端化了的西方价值观尚未在中国形成无处不在的统治地位，但它的确俘获了知识精英中的很多人，并且逐渐影响了中国舆论的语境。它在创造舆论场上新的“政治正确性”，对相反意见已经具有一定的压制力量，它在走向自身的反面，损害思想的自由。
中国经历了数百年的积贫积弱后，改革开放所获得的成就仍难以有效支持中国人思想上的自我创造，更谈不上精神的“自给自足”。中国对外来思想的需求依然很大，我们仍是思想的“净进口国”。
但输入思想的同时，中国社会必须有能力进行甄选和为我所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很多被外来思想完全控制的教训。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曾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吃了大亏。是马克思主义的大规模“中国化”改变了历史进程。
将西方民主主义也做一次彻底的中国化过程，是西方思想在中国结出正果的必由之路。西方民主主义需要从“神”的位置上走下来，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继续前进的有益思想资源。
中国的知识精英们需要扩大见识，也扩大胸怀，看清楚中国改革和中国崛起在历史纵向以及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位置，看清中西博弈的各种深刻影响。中国太大了，其对西方模式的复制需要太多历史和现实条件，它们都不存在。中国“西方化”就是少数理想主义者的一厢情愿。
中国这100多年不断学习西方，但就是“不像”西方，这是历史给这个东方大国规定的宿命。中国要走一条自己的路，这不是中国人闲着没事想“摸索”，而是西方模式根本就装不下中国这个“大块头”，无论在技术上还是战略环境上，中国“摸索”都是迫不得已的。
中国的复杂和世界的复杂不可思议地搅在一起，用西方宝典指导中国的前进，它的低契合度，已经通过其他国家痛苦不堪的“西方化”过程向我们发出警告。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把西方思想当“圣经”去膜拜，而是平视它，用实事求是精神审视它。
不戳破中国舆论场上西方这个“神”，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如果不在学习西方的同时做到精神上的不卑不亢，中国改革的思想环境就无法正常起来。这样的思想启蒙需要从较高层面做起，至少在今天，推动它的社会力量显然不足。
然而新的思想启蒙已是中国走向未来必须做的。需要一大批有号召力的思想大师和意见领袖勇敢站出来推动它。如果历史最终青睐中国，它一定会安排他们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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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网評論
http://opinion.huanqiu.com/1152/2012-08/3059363.html
文揚：國之大事，讓自由市場經濟學家走開
2012-08-22 14:50 观察者网
围绕钓鱼岛的紧张局势，日本方面舆论情况如何，一时难以了解得很清楚。中国民间保钓人士登岛当日正值日本的8.15终战纪念日，又正逢韩国方面对独岛主权的高调宣示，历史与现实的多重纠缠，日本人的复杂情绪不难想象。
但无论如何，还是不能想象在中国学者中会有这样的言论：
——钓鱼岛是一个无人荒岛，没有GDP没有税收。地球上有没有它，不会对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百姓造成丝毫影响。但是政治家和外交家们发现这是一个好机会，无事生非，动用百姓的税款，制造事端，煞有介事地忙忙碌碌。其实是为了自己的职业利益。他们就是吃这口饭的。哪天他们真正关心百姓了，世界才能太平。——
很长时间以来，我已经不惮以最低的水平来推测中国某些自由派学者了，但很无奈，他们的言论还是屡屡挑战基本智识的下线。众所周知，以上这段言论，正是中国自由派经济学家代表人物之一、著名学者、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先生通过微博发表的他对于钓鱼岛问题的看法。
由此想到另一位自由派经济学家代表人物，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张维迎，在最近访问伦敦时发表的关于鸦片战争的一番言论：
——我们经常把当时的西方国家称作“列强”，既指他们的强大，也指他们是强盗。确实，中国的大门就是被这些“强盗”用“坚船利炮”打开的。但就我理解，这些列强最初来到中国还是希望按照市场的逻辑从事商贸和交流，并没有想用强盗的逻辑征服中国。如果当时中国的当权者能理解市场的逻辑，顺应全球化的大趋势，主动开放门户，改革体制，再有一个合适的外交战略，中国不仅不需要割地赔款，而且完全有希望与列强平起平坐，如日本经历所显示的那样。但我们拒绝了市场的逻辑，最后被强盗的逻辑征服了。由此，我们有了现在所知道的这200年的中国历史。——
也许是因为受到自身话语权的激励，这些在历史方面严重缺课的经济学家们，还特别喜欢谈历史。他们走火入魔地坚信，凭着经济学教科书里的那几条“原理”，就可以直通人类社会所有领域，也可以直射人类历史所有问题。与张维迎相信用“市场逻辑的思维方式”可以改写中国近代史一样，茅于轼在谈论汉奸和民族英雄的评价时也当真地相信，用“老百姓利益”的思维方式，即可改写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听自由派经济学家讲历史，差不多已经接近“看中国男足踢球”的意思了。
到了这个程度，再去当真地逐条反驳他们的论点，已经没有意义。问题越来越归结为：这些经济学家们谈论超出他们理解范围的重大问题时的话语权从何而来？数学家知道自己不懂政治所以不会一本正经地谈论国际政治，物理学家知道自己不懂历史所以不会煞有介事地谈论中国历史，但知识范围并未超出自然科学家太多的经济学家们，怎么会如此一本正经和煞有介事地大谈特谈所有问题呢？
在西方学界，情况不是如此。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对于人类很过分的“经济动物”假设，那些早已被凯恩斯批判过的“虚假的精确性”，以及所谓“市场逻辑”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巨大腐蚀，都遭遇了严重的质疑，或被严肃地否定了，但为什么在中国却仍然被如此强悍坚持着，宣扬着，长期以来被一些当红学者当成经典理论虚妄地放之四海？
言论自由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好的辩护。美国著名思想家Tony Jult在他2010年的著作中写道：“没有人今天能够一本正经地号称所谓‘有效市场假说’还有任何残留。老一辈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的误区是，它要求一种凡人从来不曾具有的、对现在和未来无所不知的完美知识。他们是对的。但是，看起来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市场理论家：他们也不是无所不知，结果，后来发现他们其实一无所知。”
当茅于轼和张维迎等中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试图站在“市场逻辑”的立场上发表对于历史和国家问题的看法时，人们终于发现，他们其实一无所知。
既不能理解中国历史上历次统一战争和对外战争对于中国政治的意义是什么，又不能理解一个幅员辽阔的单一大陆市场对于中国经济的意义是什么，甚至对于近代世界历史和世界秩序的本质也都看不清楚，还算是有知识的学者吗？铸造了当代世界的主要的大事，都发生在所谓“经济人假设”和“经济学”出现之前，发生在“私利最大化”成为全社会最普遍甚至是唯一追求这个转型出现之前，我们的经济学家们真的完全没意识到吗？
别再捣乱了。有句话叫做“战争，让女人们走开”，看来现在也可以说：国之大事，让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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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註：美國給茅老賊的獎，本來就不是白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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