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沒讀過如此通透的 帶學理味道、寫法普及的嚴肅分析了！!
抱歉忍不住讀時加了顏色。不加批註，敬希花時間一閱。好文！！
讓我們一起尋找論述香港的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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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胡錦濤七一講話思索“香港論述”
天大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林國凱 2012-08-07
香港回歸後之所以出現種種問題，與其說是因為施政不善或“香港沒有政治人才”，不如說是由於英治香港的邏輯與特區香港的邏輯存在著根本上的衝突與矛盾。
亟待構建新的“香港論述”
回歸十五年來，香港各種社會矛盾越演越烈，問題從經濟上的兩極分化，發展至不同利益集團的泥漿摔跤。貧富懸殊的問題還可以透過收入的二次分配來緩解，而不同利益集團以及代表他們的精英之間的決裂，迫使我們在分析和處理香港問題時必須使用一套全新的視角。
簡單的說，香港亟待一套新的論述來回應以上的問題。論述，並不是簡單的公關手段，不是政治化妝師指鹿為馬的技藝。相反，一套論述能決定我們思考問題的框架，引導我們的行為。如此，論述必須要建基於現實的基礎上，但“現實”的可塑性是非常高的。我們要注意三點：第一，“言”跟“行”必須合一；第二，思想的體系必須能自圓其說，呈現出內部的一致性；第三，一套論述必須和其他論述競爭，所以論述的內容必須對世界思想潮流時刻保持關注。
在每一個時空下，不同的論述都在競爭，但在大部分時間下，均有一個主導性的論述能獲得較大多數居民的認同，這個論述就是社會穩定的根基。這套論述能為政權提供合法性，其重要性在有一人一票選舉的國家和地區尤為重要。一些國家和地區在民主化過程中產生了巨大撕裂，根源就是因為人民缺乏一套共用的論述，其呈現的表徵就是沒有一個共同的國民身份，大家對非我宗教、種族群體掌權感到猜疑。
如此看來，香港回歸後之所以出現種種問題，與其說是因為施政不善或“香港沒有政治人才”，不如說是由於英治香港的邏輯與特區香港的邏輯存在著根本上的衝突與矛盾，但我們甚少這樣理解這個問題，遑論著手處理。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獅子山精神”就是在英治香港邏輯下發展的一套論述。它的核心精神與其說是“自力更生、多勞多得”，不如說是“獨善其身、過得比大陸好”。“獅子山精神”之所以成立，有賴於資本主義發展到特定的階段、有賴於英美與中國跟世界體系互動的不同方式。一切發展到今天，香港人還想抱著“獅子山精神”， 不問國家、不問政治（不是香港本地示威的小政治），繼續在全國裡面當人上人，當然是不可能的。
良藥苦口，崩潰中的“獅子山精神”向“新香港論述”發展的過程，將是痛苦的。但只有經歷痛苦，更長久的平和才會來臨。只要我們言行合一、堅守原則，痛苦可以相對短暫。“新香港論述”必須是辯證的，否則我們必然會把“兩制”之間的矛盾、“中國模式”跟“普世價值”之間的矛盾等視為不可解決。
胡主席講話提出四個“不能偏廢”
胡錦濤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周年大會上的講話，為“新香港論述”的構建指明了重要的方向，值得認真思考。胡主席在講話中指出，“中央政府對香港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重大舉措，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這是在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核心要求和基本目標。為此，必須堅持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維護國家整體利益和保障香港社會各界利益、支持香港積極開展對外交往和反對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等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
“有機結合起來，任何時候都不能偏廢”，這樣的提法，港人或會感到陌生，而講話的官方英文翻譯用到了平衡（balance）一詞，則非常直接明確，不容誤解。
要“平衡”的，分別是這四點：“堅持‘一國’原則”與“尊重兩制差異”；“維護中央權力” 與“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維護國家整體利益”與“保障香港社會各界利益”；“支持香港積極開展對外交往”與“反對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把這些因素放到天枰的兩端，代表著思考香港事務的最新思維。而這樣的思維無疑是比以前更進一步，更科學、更正確。
胡主席的四點各自都是一篇文章，但其中第一和第三點尤其重要。
第一點，即平衡“堅持‘一國’原則”與“尊重兩制差異”，提醒我們必須辯證地理解“一國兩制”。問題不在於“一國”是否在“兩制”之上，因為在當下“一國”就是“兩制”，“兩制”就是“一國”。真正的問題在於“兩制”不是為差異而差異，它們的差異也不是固定的、本質化的。相反，今天的差異，是為了在明天得到揚棄。大陸和香港都在發展，也必須發展；明天的香港不會是今天的大陸，明天的大陸也不會是今天的香港。只有這樣的認識，才能真正理解“一國”和“兩制”的辯證統一，明白國家領導人當年不提前收回香港以“充分打算，長期利用”，以及使用“一國兩制”方式解決歷史問題的深意。
由此，就著香港的現實問題，尤其是當下迫切的國民教育爭議，香港人既要學習國情，從而理解內地制度的合理性，亦可以對內地不合理的地方抱批判性態度。但更重要的，是國民教育必須把香港人從“大香港主義”中解放出來——沒有謙卑，又何來尊重？！就此，我們必須引導學生批判殖民地歷史、反思港人過去從大陸獲取的超額利潤。
就著第三點，即“維護國家整體利益”與“保障香港社會各界利益”的平衡，以前有關“一國兩制”的論述，董建華一句名言可以概括，就是“香港好、中國好；中國好，香港更好”。在這個論述之下，中國和香港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是絲毫沒有矛盾的。如今，我們要平衡“香港好”與“中國好”，兩者“不能偏廢”，這個理解意義是重大的。
講話中尤為科學的做法，就是把香港的局部利益再細分為“社會各界利益”。因此，港人並不是同質化的、鐵板一塊的，他們其中一些界別和階層的利益跟國家整體利益較為一致，是統戰工作的正確物件、是執政聯盟和政治人才培養的正確物件。同時，胡主席的提法亦沒有把“國家整體利益”絕對化，這樣兼顧整體和局部，能有效回應“本土”的利益訴求，無疑是非常正確的。
“新香港論述”必須兼顧的四個關係
就著“新香港論述”的建設，筆者按胡主席此次講話的精神更深入地思考“一國兩制”，嘗試把胡主席的四點“不能偏廢”整理為以下“新香港論述”必須面對和兼顧的四個關係：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的關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合作與鬥爭的關係；穩定與發展的關係；高度自治與國家主權的關係。
就這四個關係，筆者在此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與具體建議。
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的關係
相對於國家整體，各地如香港有各自的局部利益。同時，相對于香港作為一個整體，其中的不同界別或社會階層，又有不同的利益。過去，中央政府把香港的工商界視為主要統戰對象，認為倚重他們即能保障香港的繁榮穩定。回頭看來，這個策略發展到今天，恰恰成為香港“建制派”分裂以及管治失效的一個導火線。
當香港工商界的一小撮人壟斷了香港的經濟命脈，導致香港出現比較嚴重的貧富懸殊，為了轉移矛盾，某些大財團難免會使用自己掌握的媒體輿論把港人的不滿引導至內地人和中央政府身上。表面上看，陸港近來矛盾加劇，根源是內地人富起來令港人心裡不平衡；但若不是香港媒體的煽動和偏頗，港人的怨恨並不會如此發酵蔓延。
從本屆特首選舉期間開始，以至延續到今天的連續醜聞攻擊，大部分的港媒評論已經把鬥爭定性為“地產黨”鬥“共產黨”。在這個過程中，“地產黨”赫然從過街老鼠變成了香港“民主抗共”的英雄。反對派表面上擺出一副隔岸觀火的樣子，事實上對“地產黨”小罵大幫忙，在關鍵時刻還予以協助；對於“共產黨”，他們倒是絕不留手的。
香港時事評論員蔡子強在3月29日《階級矛盾蓋過政治矛盾？》一文中，認為“1991年這次立法局直選的重要性，不單在於它是歷史性首次，還在於它為往後10多年的選舉議題定下基調，那就是政治議題重要過經濟議題，政治疑慮蓋過階級矛盾，成了選舉中最大的爭拗點”。對於本屆特首選舉梁振英能夠當選，他的結論是“我們都試過所謂‘火遮眼’（很惱火），只不過，今次卻是階級對立所引發的怒火。而讓人擔憂的是，這又會否被權術家所利用呢？”
在他的論述中，“政治疑慮蓋過階級矛盾”是合理的，階級對立則是非理性的、會“被權術家所利用”、會導致“普京模式”。這個說法頗能代表反對派的主流論述，而這個論述是很有力量的（即使“左派”如人民力量，在網台中亦為“地產黨”失勢打抱不平）。
反對派的虛偽顯示著政治光譜上的巨大空白，而這個空白就是機遇。現在香港的問題，就是不同界別的利益沒有平衡好，因此，我們需要的是多元化的利益代表。既然空白是在基層，我們就要對基層增加投入，服務基層的政黨也必須一條心把工作做好。
說到底，在國家崛起的背景下，要讓大部分香港人能分享成果，感受到生活的改善，應該是不困難的；回歸以後香港市民普遍感到生活不如以前，是不合理的；要讓大部分港人滿意、又要確保香港某些大財團的超額利潤、又要讓港人認同祖國，則比較困難。
只要愛國愛港陣營真正立足基層，配以特區政府的政策支持，必然能抗衡反對派與“地產黨”的聯盟。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合作與鬥爭的關係
利益並不是先驗的，也不是不辯自明的。什麼是利益？這本身就是大問題，而我們必須回到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合作與鬥爭的關係中，才能對其進行思考。同樣被稱為“利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卻有截然不同的理解。
“一國兩制”所面對的矛盾，並不簡單只是地方和中央的矛盾。地方有多高的自治權，是稍具規模的國家都要面對的普遍問題；“一國兩制”矛盾的核心，卻在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矛盾。這個矛盾既呈現在香港和大陸的制度差異方面，也呈現在香港作為中國和外國勢力角力場的方面。問題的複雜性還在於，在中國重新加入世界體系以後，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並不再主要是鬥爭關係，而增加了更多合作的部分。
但無論如何，合作和鬥爭，是矛盾的一體兩面，過分強調任何一面都是錯誤的。自改革開放以後，中央政府無論在國內和香港，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鬥爭關係均避重就輕，這是香港愛國論述失效的根本原因。沒有國家利益的觀點，港人即對國際關係產生錯誤的認識，忽略國內形勢和國外形勢的互動。不重提與資本主義的鬥爭關係方面，香港愛國論述根本無從發展。
穩定與發展的關係
世界上唯一永恆的東西就是變化，這是最簡單的道理。當年，《中英聯合聲明》提出“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某種程度上是用來穩定人心的。要保障制度不變是有可能的，生活方式不變卻比較困難。這些年來，人民幣匯率變了，午餐肉的價錢也漲了，港人的生活條件肯定已經發生了變化。吊詭的是，港人的生活方式包括了所謂“高等華人”的優越感，制度不變卻使得香港平白錯過一次又一次的轉型機遇，因而逐漸失去領先地位。
為了香港的穩定以及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大刀闊斧的一些變革是勢在必行的。“新香港論述”必須論證香港不變則亡的局面，聚焦改革重點。香港本地形成共識以後，改革方案才能平息特區與中央政府疑慮，並儘量淡化既得利益集團指控中央違背“五十年不變”的惡劣影響。
高度自治與國家主權的關係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英談判時期，大家對“一國兩制”這個新概念沒有足夠認識，把“高度自治”界定得比較虛是可以理解的。到了今天，我們還是用和稀泥的方式去處理高度自治權的爭議，則說不過去。香港特區有了十五年運作經驗以後，我們應該深化“一國兩制”的內涵，把討論往更深的層次推進。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王振民在2002年出版的《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一種法治結構的解析》一書中，把“一國兩制理解為（1）中央不干預按照基本法屬於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事務﹔（2）特別行政區政府對於基本法規定的屬於自治權範圍內的問題，享有做出最終決定的權力，無需報請中央政府批准﹔（3）特別行政區政府在行使法定職權時，有權在基本法規定的範圍內自主選擇合適的方式﹔（4）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做出重大決策時，可以在法定範圍內行使充分的自由裁量權。”
我們可以看到，問題的關鍵在於自治權的範圍。特區主要官員任命，不屬自治權範圍；中央政府不可以直接訂立特區的法例，卻可以合法地影響立法會成員的構成而間接參與香港的立法程式。根據過去十五年的經驗，中央政府確實使用這些方式參與香港事務，而這無疑是合理的、必須的。問題是，中央政府沒有進一步把它總結和理論化，反而動輒否認自己參與香港事務的權利。
共產黨不在香港公開活動、不發展黨組織；特首不可以有政黨背景，這些制度設計到現在基本證明弊大於利。它們沒有牽涉《基本法》，要改變亦相對容易。到了今天，我們亦是時候開始討論這些問題。
特首可不可以有政黨背景，深刻影響到香港三權之間的合作與制衡的關係。港人不希望中央政府對香港決策能如臂使指，付出的代價就是必須接受一個管治能力低下的政府。同樣，如果特首有政黨背景，中央政府也怕它對特首僅有的控制也將在普選後消失。問題最後的根本是，管治能力低下以及政權失控都是有代價的，只要中央不是無條件、無原則地保持香港的繁榮，港人自會做出不一樣的選擇。
結 論
道理是很簡單的：今天的大陸和香港都有種種不完善之處，它們都需要發展。在發展的過程中，“兩制”將相互影響，各自取長補短。這是“充分利用、長期打算”題中應有之義，也是鄧小平設計“一國兩制”背後的深意。
香港從開埠至今，從來就是一個在國際狹縫中謀求好處的地方，經濟基礎也決定了它愛國思想土壤比較薄弱，強行灌輸老套的愛國教育必然會遭遇失敗。但同時，在香港這個環境下構建的愛國論述，其競爭力將會是非常強大的。作為一套系統的思想，“香港論述”不只適用於香港，亦適用於全國以及國際社會。事實上，它們必須是一致的，我們總不能在國外宣傳一套、在國內搞另一套、在香港又用另一套。在網路時代，大家把不同的文本下載比一比，只會貽笑大方。
就著“新香港論述”必須兼顧的四個關係，以下是筆者初步的具體建議：
（一）團結大多數港人，特別是增加對基層的投入，認真做好基層工作；
（二）深化香港歷史教育，反思香港在殖民地年代扮演的角色；
（三）重新討論和研究中國社會主義在現階段的狀態和目標，梳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現階段的矛盾；
（四）反思香港現在的不足，按需要提出系統性的重大變更；
（五）厘清國家在香港扮演的合理角色（亦即厘清香港自治的具體許可權），把共產黨的符號在香港正常化。
只要把以上幾點講明白，並按部就班做出成果，香港社會問題必然會逐步得到改善。
《港澳觀察》2012年7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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