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應有選擇哭與不哭的權利》

《莫言應有選擇哭與不哭的權利》

2012-12-11 （梁建鋒） 《星島日報》海外版社論 

　　從中國貧困農村走到瑞典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台，於作家莫言來說是莫大的個人成就，但在當代中國特殊的國際政治環境下，莫言卻沒法很純粹地享受獲獎的喜悅，還必須撥出心思回應來自四面八方的謾罵與指責。

　　領獎前兩天，莫言先在瑞典發表領獎演說。這是一場極重要的演講，是莫首次正式向世界介紹自己，讓本來並不熟識他的人，能親身接觸這位受諾貝爾獎委員會推崇的文學家。莫言是有備而來的，在四十分鐘的演說裡，用充滿文學想像的韻味，幽默中帶點絲絲傷感，娓娓地細道他的出身、創作上的成長路途、文學觀點和寫作重要作品時的心路歷程。在演說結束前，他還婉轉地回應了社會上對他獲獎的評論。

　　可惜，如此綿密和精心策劃的一篇演講，還是離不開被政治格式化的切割。一家華語電子媒體的記者在莫言演講後從現場發回的報道，是用不到兩分鐘的時間去簡述莫言的演講內容；然後，接著用了超過一分鐘的報道，讓一位聲稱是海外流亡作家的女士對莫言直接進行人身及政治攻擊。該被訪作家指莫言不會演講，所說的都是老生常談，並質問莫言為什麼不寫「天安門大屠殺」和右派被打倒的故事。這名「不知名」的女作家又批評莫言不為政治犯發聲，只是借苦難故事獲取榮譽。

　　上述的報道手法與角度，是從政治角度切入文學，可說與西方媒體報道莫言的主流模式同出一轍。彷彿只要找出莫言政治立場上「親政府」的蛛絲馬跡，就可以理直氣壯地或否定或質疑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資格。對比當年法籍華裔作高行健獲得同一獎項，國際媒體非但沒有類似的質疑聲音，還強調高行健是以政治難民身分「流亡」法國的華裔作家。這種不同對待源於同一種思維模式、同一套價值標準：以反對中國現政權為「是」，不然者便為「非」。這種簡易的「是非觀」其實是對中國長期進行妖魔化的產物，見諸國際輿論，便造成當前中國在國際話語權的種種困境。

　　採用這種駕輕就熟的「是非觀」，借推崇所謂民主自由的口號來「批判」莫言，實際上是欲扼殺或至少貶抑莫言作為一名作家的獨立思考權利。人們應反過來質問，當只有寫特定政治議題或持有特定立場的作家才配被稱為「好」作家時，那甚麼是創作自由和言論自由？甚麼是作家應有的獨立思考空間？要求作家必須符合某種「政治正確」，這跟批評者所不屑的、以文學作為政治宣傳工具的做法又有何不同？文學能反映時代，但沒有義務必須宣揚某種特定的政治主張；文學會折射作者的價值觀，但不應要求他們都是某套主義的追隨者，那怕是所謂的「普世價值」。

　　莫言在演講中借用小時候的一則經歷，「很有彈性」（可以多解）及婉轉地點出了一種情況。而這種情況，映照了在他獲獎後的負面評論是否合理。他說：小學老師帶他們參觀苦難展覽，包括他在內的同學們都爭相哭泣以博取老師的讚賞，他還向老師檢舉了一名沒有流露半點悲情的同學。莫言說他長大後想到此事時感到十分歉疚，他終於明白到「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更應該允許有人不哭」。莫言所言甚是，自由民主之真締亦在於此。

　　用特定政治之尺來量度莫言的人，明顯是忘記了文學是藝術，也忘記了他們要報導及談論的是一個「文學獎」得主。劉勰《文心雕龍》說：「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批文以人情」，王國維《人間詞話》說：「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傅庚生《中國文學欣賞舉隅》則提出「深情與至誠」；無不以作品中的真情與真誠作為文學批評的重要元素。思想情感是人類共通的，歷來真正偉大的文學作品，都因其感思深刻而突破種族和語言隔閡，獲得跨越國界的認同。

　　請讓文學回歸文學，強求作家負載任何指定的政治任務，都是對藝術創作的錯讀。莫言應該有選擇哭與不哭、或怎樣哭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