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低俗喜劇》透視港產片的焦慮〉 賈選凝

2013年 藝評獎 金獎得獎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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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低俗喜劇》透視港產片的焦慮〉 　賈選凝

    《低俗喜劇》的成功毋庸置疑，僅800萬港元製作費卻賺回了3000萬港元票房，更掀起了追捧港產片中「本土性」的熱潮。但在這套電影靠「低俗」大獲全勝的同時，倘若我們不只滿足於從電影中獲得低層次的視聽刺激，便會為該片的成功所折射出的今時今日之港產片形象備感沉重——或許這部如此「低俗」的影片能做到「口碑不俗」、被香港普羅大眾認受獲得廣泛共鳴，只是「港產片」的誤入歧途。

以「低俗性」偷換「本土性」

　　作為香港中生代導演中的佼佼者，彭浩翔近年來被許多擁躉視為讓港片「枯木逢春」。然而，他摸準的這套低成本、高收益的港式小品路數，看似在為被合拍片潮流不斷蠶食的「港片身份」正名，實際上卻和這座城市生產的許多其他不負責任的文化產品一樣，鼓勵著港人愈加反智、愈加不介意低俗甚至以低俗為榮。

　　從《志明與春嬌》開始，彭浩翔電影的賣座法寶，就是毫不掩飾地販售和消費低俗。廣東粗口支撐起的大量對白，讓本土觀眾「爽」進內心身處——創作者狡猾地用「低俗性」偷換了「本土性」，使得人們不必對壞品味有任何羞愧，因為這是「道地港味」。而《低俗喜劇》作為一部文藝作品的惡劣之處，正在於它把對觀眾「求爽」心態的縱容，上升為一種變本加厲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甚至打正旗號「沒有最低俗，只有更低俗」。

　　低俗得義無反顧的《低俗喜劇》——它連英文名也要叫“Vulgaria”——卻連「彭浩翔電影」一貫為觀眾提供的敘事樂趣也付欠奉，它甚至不是個有結構的故事。即使忠實粉絲，也難以講明除了串聯起一個個黃色段子，該片意義何在，於是他們說，至少還有本土創作者願打造一部「只」取悅本土觀眾、「只」瞄準本土市場的電影。

　　但這恰恰是讓人最心驚之處——因為「只」拍給香港，所以可以臨時起意即興拍攝，交出一個東拼西湊的故事，因為「只」需要本土觀眾看懂，所以夠爛夠俗夠低級，就能令他們high至極；因為要滿足港人，所以要盡情釋放這個高度文明的社會內部人們壓抑心底的粗俗低劣，將guilty pleasure 變成guilt-free pleasure。

　　《低俗喜劇》的賣座，證明彭浩翔用文化垃圾娛樂普羅大眾成功，也印證港產片及本土文化產品中的「潛規則」：「低俗性」才是叫好叫座的「本土性」之主流。

　　男主角杜汶澤接受採訪時大言不慚：「低俗是港產片的一個核心價值。」本土創作者與受眾早已視「低俗」為理所當然，甚至理直氣壯地將其美化為「香港特色」，這種文化消費上顛倒黑白、毫無反省能力的惡性循環，才真正讓人感到悲哀。

　　對於文化藝術創作者而言，比創作能力更重要的，是怎樣用作品詮釋人性、關懷現實。但《低俗喜劇》卻無疑作出了一個畸形的示範。影片擺出「電影良心」的姿態，看似通片都在講電影人為本土電影的「犧牲」，但實際上是以一種毫無承擔的創作姿態去傷害電影。「純正港片」的概念被偷換成「三級片」，港式幽默被偷換成重口味、賤格與刻薄，而「電影夢」更偷樑換柱成「開工大過天」的急功近利。創作者嘲弄整個行業的玩世不恭中，並未提出思考與反省，反而以極傲慢的態度調侃業界，將電影生產的複雜狀況簡化為「資本」與「性」的交換——拍電影和「賣身」無異，而電影根本就是滿足人慾望的工具。

　　整套《低俗喜劇》中，創作者自認「娼妓」。他們娛樂大眾的同時，也在充分賣弄小聰明侮辱大眾的智商。戲中角色唯「搵食」至上、全無底線，而這套戲也爲迎合觀眾的惡趣味而不設下限——搞獸交噱頭、物化貶低女性、簡單粗暴地消費慾望卻不探究慾望的形成機制。一切都以最粗俗直接的方式呈現，反正人們只滿足於看過、笑過、低俗過，不必對電影本身心懷任何敬意。

　　《低俗喜劇》宣稱「不喜勿看」，但這種將「低俗」的選擇權直接交給觀眾的態度，也正表現出創作者的不負責任。文化藝術有引導大眾審美的作用，因而生產一部提供低俗快感的作品，本身就是助長大眾的惰性。在香港這座根本不拒絕「低俗」、甚至刻意追捧「低俗」的城市，創作者更能利用人們跟風追逐本土文化身份的心態，將「壞品味」與「港味」劃上等號，讓人錯覺「三級片」才是港片救星。

　　港產片的魅力，源於通俗卻不該止於低俗，無的放矢地消費粗口與性，只會令當下港片缺失底蘊、缺乏對社會矛盾深入解讀能力的形象進一步惡化。故而，拒絕「低俗」是我們面對「港片」時應有的態度。

「反大陸化」背後的狹隘與恐懼

　　《低俗喜劇》的面目很「本土」，但它真正的戲劇衝突卻是「合拍」，是杜汶澤怎樣從大陸人身上拿到投資。正是利益的現實原因，導致香港在大陸面前愈趨被動、主體性日益模糊。大陸人由昔日的窮親戚變成今日的金主和老闆，令香港人始終意難平。《低俗喜劇》為香港人提供廉價的發洩，以極富羞辱性的方式去「污名化」大陸人形象——廣西黑老大竟野蠻、荒淫到喜歡獸交，香港觀眾則在盡情嘲笑大陸人的愚昧和不開化中享受到快感。這種醜化與奚落，其實是狹隘的「精神勝利法」，力圖表明儘管港人自認「低俗」，也絕不及大陸人的荒唐乃至變態，而香港的「文明」，卻正在遭受大陸「不文明」的玷污。正如Facebook上，自由行遊客子女隨地大小便的新聞被瘋傳，完全符合片中傳達的主旨：大陸人是「蝗蟲」、是荒蠻之輩，任何令人髮指的低俗行為他們都做得出。

　　港人的「低俗」，最多是爆粗，而大陸人的低俗，根本與動物無異——《低俗喜劇》中這樣的設定，反映香港人面對大陸的焦慮，早已變得扭曲。大陸可以做香港的恩主，卻無法收服港人的心，港人臣服於大陸在經濟層面的強盛，卻又決計不肯放棄精神層面殘存的優越感，這種一邊依賴、一邊排斥的矛盾關係，令港人對大陸的心態正像片中杜汶澤那樣掙扎：表面曲意賣笑，內心卻感到在「被強姦」；既不能認同大陸人的「低質素」，又在被不斷同化與浸淫。當香港在大陸這個「他者」面前，感到尊嚴流失、底線崩塌又偏偏無力還擊時，病態的中港關係便愈演愈烈。

　　因而，對大陸人的形象極盡醜化之能事，成為《低俗喜劇》迎合港人心理的一種投機。彭浩翔有小聰明卻沒有大承擔，他很清楚貶低大陸人在本土有「政治正確」的效果，能讓港人「自我感覺良好」，卻也無形中展示出香港社會最狹隘、最投機與最虛偽的一面。杜汶澤之於大陸「阿燦」，不但沒表現出道德優越，且兩人的唯一區別只是「阿燦」手中掌控更多資本、話語權、和主見。

　　片中的大陸老闆完全按自身口味，去打造港產三級片——這個設定的吊詭在於，整套電影看似消費、戲謔、意淫了大陸人形象，但實際上就劇情而言，消費、戲謔、意淫的主導權根本就掌握在大陸人手上。香港認為大陸缺乏文明，而在大陸心目中，香港是怎樣的形象？——彭浩翔回答你，是「三級」。

　　當一個土大款想來港投資拍港產片，他腦海中只能想到拍「三級片」。彭浩翔用這種設定，為香港的文化形象作出令人心寒的註腳：「香港製造」等於「低俗」、港片等於「三級」、不是大陸在香港心目中地位低下，而是香港在大陸心目中太過廉價。當我們冷靜反思香港今時今日的語境時，便會發現整個環境的確如此。大陸人來港炒樓、買名牌、進戲院看三級片，香港只能滿足他們膚淺的、物質的、消費的需求，但本土文化的輸出上卻很蒼白。大陸人想看港片，當然不是因為珍重其人文價值，因為如今港片能引以為傲的，只剩下戲院分級、粵語粗口、和享受「低俗」的自由。

　　《低俗喜劇》中杜汶澤屈於淫威向黑老大妥協，不單是為「利」，更是出於恐懼。他的角色形象恰恰照明了當下中港矛盾中的焦慮癥候——無論是「反大陸化」的熱烈，還是反國民教育的堅定，港人作出判斷的基礎都是「恐懼」。人們恐懼「被整合」、「被洗腦」，就像片中杜汶澤恐懼被迫去和騾仔交媾，并堅信一旦「被大陸化」，隨之而來的會是天誅地滅的恐怖災難，而港府面對中央壓力，則一如杜汶澤的逢迎、怯懦、與妥協。或許這樣一則寓言，反而能令人懂得，狹隘而毫無反思精神的「恐懼」，只會令香港在中港關係中更被動不安、失卻理智、並無益於建構新主體性。

　　香港也好，香港電影也好，都需要以智慧去探索積極、進取的生存空間，重塑符合當今語境的自我形象和自我意識。港產片作為本土文化產品中的核心資本，更應為觀眾提供健康的審美和省思現實的人文關懷。唯有如此，港產片才會再度煥發出它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