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要尋回民間中國論述 筆鋒
《亞洲週刊》二十六卷三十七期
(2012-09-16)
香港的國民教育爭議，上升為政治危機與文化危機。在反對中國大陸黨國體制教育內容移植到香港學校之際，在絕食學生的激情和悲情交織之際，香港社會出現一股「去中國化」的逆流，再加上九月九日的立法會改選，在泛政治化的浪潮下，
香港人面對這場爭議的後遺症：香港正在失去中國。
這是充滿弔詭的現象，香港人痛恨中共政策與黨國體制，黨國不分，但當前不少香港人激情反對國民教育的心理狀態，也是源於黨國不分。反共不知不覺間變成了反華。在洶湧澎湃的運動中，複雜的議題被簡單化，黑白分明。國民教育就是壞，中國就是腐敗、落後的代名詞。在廣場上吶喊的一些群眾，和它所反對的敵人中共，都是被囚禁在黨國體制的牢籠中，陷進一個政黨綁架了中國的殘酷現實。
但其實政治學的ABC是：政黨不等於政府，政府不等於國家。政黨和政府都可以更換，國家卻是要永續經營。政府都要與人民訂立契約，要經過人民的授權，才有統治的法理性與正當性。但當前中國政府和它的反對者都漠視這樣的ABC，進入雙輸局面。 這也使香港陷入「去中國化」的危機；香港須警惕，不能掉進當年台灣民主化的陷阱——「贏得了民主，卻失去了中國」。香港不能在這一波反共的浪潮中，倒洗澡污水，把珍貴的嬰兒「中國」也丟掉。
正是在這國民教育的爭議中，呼喚香港人尋回近年逐漸流失的「民間中國」論述——用民間的觀點，尋找一個全球中國人都可以認同的價值觀和論述體系，超越一個政黨和一個政府，也超越一場選舉和一些媒體的操控。
可以想像，如果當年在九龍深水陋巷中興辦新亞書院的新儒家幾位大師如錢穆、唐君毅、徐復觀等人還在生，他們會怎樣看今天的國民教育爭議？他們肯定不是消極的「取消派」，要求政府全面取消國民教育科成功後，就額手稱慶。恰恰相反，他們會視此為絕佳的機緣，提出一個「民間中國」的國民教育論述，讓香港的學子可以從民間的角度了解中華民族的優良文化傳統，從諸子百家到唐詩宋詞，從司馬遷的《史記》到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更要學習近代中國歷史的苦難與轉折，從孫中山、蔣介石到毛澤東，從胡適到魯迅到林語堂到錢鍾書，光榮與夢想，悲痛、幽默與諷刺，都要成為新一代不可或缺的學習內容。
這些文化大師絕對不會因為現今中國政府的錯失和缺陷，放棄了對「中國人」三字的認同，他們深刻了解黨不等於國，對近代中國的苦難有太多的認識與感受，對中華民族命運有一種強大的使命感，要肩負中華民族復興的重任。
他們當然也不會苟同近年香港興起的那些「來生不做中國人」的論調，更不會認同對殖民主義的崇拜，不會在七一回歸紀念日高舉英國的米字旗。他們不會忘記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罷工，不會忘記廣州三元里英國人的大屠殺，也不會忘記港人曾經參與抗日的東江游擊隊。
對於今天中學生絕食抗議的場面，倒使他們回憶四十年代香港拔萃男書院（DBS)的中學生，為了支援中國軍民抗戰而在香港街頭為路人擦鞋籌款，後來一些中學生甚至在香港抗擊日軍入侵時犧牲，成為香港史的傳奇。
香港在殖民政府統治時期，民間中國的論述就不絕如縷，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影響香港中學生至巨的《中國學生週報》，就探討如何追尋一個理想的中國。它連載作家徐速的長篇小說《星星．月亮．太陽》，展示中國人抗戰的艱苦與氣魄，但也超越狹窄民族主義的局限。作家秋貞理（司馬長風）對中國近代文學與歷史的介紹，鞭辟入裡，而陸離、綠騎士、西西等作家的文章，既流露割捨不斷的家國情懷，也開拓寬廣的國際視野。但如今香港已經沒有給年輕人閱讀的《中國學生週報》，而「中國」二字變成了政治不正確。在「蘋果化」媒體的操控下，所有的議題就簡化為「中國就是落後，英國美國就是高明」。對中共政府的批判，甚至禍延中國社會與人民。泛民的一些候選人高舉「反對香港大陸化」，對大陸旅客來港，視之為「蝗蟲」。
回歸後香港取消了實行了幾十年的「中國歷史」科，不再是中學的必修科，使一些中學生連什麼是「唐宋元明清」也搞不懂。香港逐漸成為一個「去歷史」（ahistorical）的城市，在歷史記憶的斷層中，迷失了自己。香港人必須尋回「民間中國」的論述，擺脫那種集體的焦慮感，跳出「黨國體制」的陰影，回歸民間的力量，用民間的智慧，保護中國的形象。香港不能失去中國，因為中國屬於香港人，也屬於所有推動變革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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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有助「去殖民化」 ．林沛理
《亞洲週刊》二十六卷三十八期
(2012-09-23)
殖民地子民的祖國被「陌生化」，國民教育要培養對祖國認同的民族意識和文化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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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個以民意和多數人的意願(majority will)為施政基礎的「共識政府」(government by consen- sus)，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說服公眾(public administration is public persuasion)。一個回歸祖國的「後殖民城市」要推行國民教育，是何等順理成章，甚至理直氣壯的事情！倘若主事者給人理屈詞窮的印象，那就難免叫人懷疑他詮釋議題和制定議程的論述能力(discursive power)不足，讓反對者有機可乘，利用香港人的恐共情結來大做文章。
其實，有關國民教育討論的關鍵詞不應該是「洗腦」而是「去殖民化」(decoloniza- tion)。對於所謂「後殖民人」(Post-Colonial people)來說，國民教育重要，因為殖民地子民不會隨著主權的轉移就自然而然地成為國家的公民。
在漫長的殖民統治下，殖民地子民的祖國被「陌生化」和「他者化」。國民教育要致力培養的，就是民眾對祖國認同的民族意識(national consciousness)，以及對自身文化的自豪感(cultural
pride)。這兩個教育目標，不可能靠指鹿為馬和隱惡揚善的教育手段來達致。然而我們反對的，應該是指鹿為馬和隱惡揚善而非國民教育，為何國民教育在近期的討論彷彿變成非帶著鄙夷與輕蔑就不能說出口的髒字眼(dirty word)？
至於「殖民地」三個字，更以異常顯眼的方式在一切有關的討論中「缺席」，即英文所說的「conspicuous by its absence」。它就是那隻「房間裏的大象」(the elephant in the room)，明明是人人都看見的龐然大物，卻沒有人願意去談論。很明顯，回歸十五年之後，香港人對於他們被英國統治的殖民歷史，仍然處於一種集體的否認狀態之中(in collective denial)。
馬克思學者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認為，教育是殖民者以懷柔方式管治的主要手段。殖民者透過教什麼和怎麼教，將被殖民者變成順民，在得到他們的同意甚至感激下對他們進行支配；葛蘭西稱之為「domination by consent」。
國民教育這場災難的種子，其實在特區政府推行母語教學遭到滑鐵盧時已經播下。香港學生嚴重缺乏個性、文化自信和民族自尊，正因為他們長久以來被迫使用一種他們無法駕馭的殖民者語言來學習、認識自我和認識世界。這種殖民者語言的「他者性」使他們無法與他們處身的社會、學習環境和他們自身建立親密、私人的關係。這個學習的障礙一日不清除，香港學生仍然只會在教室內噤若寒蟬、只懂埋首抄錄教師的一言一語，還奢談甚麼批判性思維與競爭力？
特區政府自回歸後對香港教育的諸多改革，特別是教學語言的改革(linguistic change)，從來都吃力不討好。本來任何挑戰現狀和既得利益的改革建議遭到反對是正常的，但各界對教育改革反對之激烈及一致，卻反映了英國撤出香港逾十年，香港作為一個後殖民社會（post-colonial
society）仍然深受一種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意識形態的影響。
東方學的鼻祖薩伊德（Edward Said）認為，知識與權力構成帝國主義者在殖民地統治的不可分割的雙重基礎。帝國主義者對知識的界定、壟斷和分配，是他們能夠在殖民地實施有效管治的關鍵。英國統治香港一百五十年，不僅制定了為世人稱許的自由經濟體系和法治制度，還成功建立了一套牢不可破的文化價值等級體系。在這個等級體系內佔據最高層的是英文——英文重要，因為它是殖民地主人的語言。作為一種施展權力、實施控制和彰顯精英身份的工具，英文在英國管治下的香港根本無可取代。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香港的學生家長千方百計要學生讀英文中學或者入英文班，校長和辦學團體挖空心思要保住英文中學的地位，都可視之為帝國主義產生的文化結果。英文是一種「超級語言」（super language），甚至語言中的王者（king of languages），不再是殖民者的幻想，而是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傳統智慧，甚至不辯自明的常識。帝國主義者的殖民統治改變殖民地的語言生態（linguistic ecology），在香港再次得到明證。
■perrylam@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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