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钓鱼岛之战，胜败全在战略！》---附，張文木的《变动中的世界政治与日本问题 》

 钓鱼岛之战，胜败全在战略！

文 扬

记住这一天。不难记，正好是9-11，不祥地预示着东亚即将来临的一场大变局。

这一天，没有硝烟，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正式完成了钓鱼岛“国有化”的程序，而中国政府则正式公告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随即派出了两艘海监船，直奔刚刚被划定出来的领海和内水水域。

虽然还没有出现甲午战争黄海海面上那种两军对垒，但从战略形势上看，已经相差无几。万不可误以为日本今日完成“购岛”这一举动没有背后长远且深层的战略考虑，更不要小看日本右翼精英的战略思维和策划能力。想当初，日本于1887年制定出《征讨清国策》，确定5年内完成对中国的战争准备，一切按部就班，7年之后一场甲午战争，完胜大清。以此为鉴，可以猜想，今天的日本围绕占有钓鱼岛而进行的战略准备，也决不会是一个仓促行事，进退失措的临时举动。其背后的战略思考是什么？包括哪些方面？跨越多长时段？最终目的何在？在中国人近日来震耳欲聋的怒斥、声讨、誓言声浪之中，鲜闻这方面的分析言论。

还记得当年日本是如何看待中国的？“中国面临大海，文物制度久已发达，人民所需无一不足…因此，上至朝廷，下至百姓，有自傲自大之风，不愿主动求市场与知识于海外，终于沦落到受他国侵略的地步。”（横井小楠《国是三论》）反观近日中国诸位“鹰派”人物的抗日言论，“自傲自大之风”竟一如当初，曰日本人精神变态，曰日本人心智不全，曰日本人只懂战术不懂战略…

真正的现实是，中国当前在钓鱼岛争端中面临的战略形势，可以说已经差到不能再差了。在日本完成“国有化”、中国宣布领海基线这一个回合之后，在这个方向上的战略纵深已经完全没有了，战略模糊也没有了，就好像是中国象棋，车马炮全靠边，对垒双方的老将和老帅直接照面了。从今天起，出现在该群岛领海水域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条船，从性质上讲，就是入侵之敌，不是中国的入侵之敌就是日本的入侵之敌，两国政府关于捍卫本国领土主权、打击外来侵略的所有郑重承诺就都要就地兑现，不可能还有任何腾挪余地。

  问题是：当今中国，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没有任何腾挪余地、随时可能燃起战火的周边冲突？

中国宣布政府有关部门将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开展常态化监视监测，其实已经没什么宣布不宣布的问题了，自己的领土和领海，自己的边疆海防，哪有不监视监测之理？至于要不要出动海军参与巡逻和监视，从今天起，也没有什么可再讨论的了，因为那里已经不再是关于“势力范围”、“大洋通道”、“战略利益线”的事了，已经就是海洋国土最内层的领土和领海，已经就是“主权线”了。偌大的海军，能访问世界各大洋，能去阿拉伯海参与反海盗护航，却连自己的领海和内水都去不了，岂能说得过去？

外交部的声明里用了三个“严重”，温家宝总理的讲话提到“铮铮铁骨”，所有的退路自行封死。

两个月前，我在《钓鱼岛背后的战略现实是什么？》一文中就曾发问：不知道中国政府是否已经有了一两年内一定要打一仗的战略部署，如果真的有，战争目的是什么？这样一场局部战争对于中国当前整体战略环境的改善有无帮助？对于最终解决中国海域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有无帮助？对于稳定东亚局势有无帮助？

这个发问，仍是以中国在这个争端中握有一定的主动权为前提的，打还是不打，打了以后下一步往哪里走，不打的退路从哪里找，中国都能自行决定。但是，按中国政府的说法，目前的钓鱼岛局势，完全是日本单方面行为造成的，甚至是日本的右翼势力这“极少部分人”通过“绑架”日本政府而造成的。这就更要命了，全世界都在看，打乱中国的长期计划，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封死中国的机会窗口，结束中国的和平时期，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随便找一个边疆地区，参照“石原模式”如法炮制，中国一定入套。

中国已经是一个世界大国，自己的安全环境完全被别人所左右，甚至被很小的一个势力所左右，无论其反应多么坚决，其反击多么有力，都不是成熟的战略。即使得手一时，终究还会失败。

具体到钓鱼岛，如果中国真的有一个类似1962年中印战争那样的战前战略想定：一战定乾坤，至少换来50年的和平期；或者确有一个彻底压服日本甚至摧毁日本的几步走大战略，钓鱼岛一战就是这场世纪之战不可避免的第一步；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至少在战略上看起来合情合理。但如果完全没有，只是形势逼人，迫不得已，硬着头皮走到这一步了，那么一旦开战后果如何，实在不敢乐观。

兵者，国之大事。大事当前，放狠话容易，喊口号容易，互相赛着谁比谁更慷慨激昂、更斗志高亢都容易，但冷静缜密的战略思维却绝不是说有就有的，更不是从口号中产生的。行文至此，读到了《观察者》网站刚发表的张文木教授文章《变动中的世界政治与日本问题》，正可以作为关于何为战略思维的一个深入说明。强烈建议所有真正关心中日冲突的各位同仁认真一读。

读完此文，本人更加坚信，钓鱼岛之战，胜败全在战略，至少是50年期的中长期大战略。 2012年9月12日

------------------------
张文木：变动中的世界政治与日本问题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张文木 |   时间：2012年9月12日 09:22
http://opinion.m4.cn/2012-09/1183326.shtml
 　　
当历史进入21世纪， “日本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但如果将其外交举动联系起来分析，就会发现日本这是在“项庄舞剑”。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并不是日本将挥剑何处，而是日本这些举动将导致什么后果。而要使我们的讨论能够产生正确的结论，那就必须对目前日本问题产生的历史前提即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特征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一）苏联后的世界政治及其误判

　　苏联解体后，“雅尔塔体系解体”和“冷战结束”成了中国学界对国际形势的两大主流判断，在此基础上还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的总认识。 然而，现实的世界政治与这样的判断并不相符。
　　所谓“雅尔塔体系”（亦称“雅尔塔体制”）是指二战后期，美、英、苏、中等国对结束战争、处理战争遗留问题及维护战后和平通过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等进行的多次讨论后形成的一系列协议和谅解，以及由此确立的旨在遏制德、日军国主义复活并以此为逻辑起点的战后国际和平秩序和法理体系。
　　不可否认，二战结束后，雅尔塔体系有了相当的调整，但总体说来，其旨在遏制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制度根基及由此形成的地缘政治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但苏联之后，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确实是解体了，其标志是在雅尔塔体系中被分离的东西德统一，苏联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独立，及原属于苏联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的东欧转入西方阵营。俄国失去了苏联时期在欧洲地区的地缘利益，同时也失去了对东欧的“保护”责任。但是，在远东地区 ，我们却不能说“雅尔塔体系解体”，因为构成雅尔塔体系的基本要素和大国保障远东和平的法律责任没有变：俄国仍然继承着雅尔塔体系赋予苏联的占领日本北方四岛的权力；美国仍然占领着冲绳岛；中国在雅尔塔体系中被恢复并确认了的对台湾的主权的法律地位没有改变。  反之，如果我们假设这种由美国、俄国和中国实际行使的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远东雅尔塔权力结构已经解体，那么，目前的亚太和平就会失去法理基础；俄国占领北方四岛、美国在冲绳岛驻军就失去法理基础；中国对台湾主权的法理地位就会发生动摇。
　　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雅尔塔体系所确定的中国维护远东和平的国际权力，及对台湾的主权权利，是由当时的蒋介石政权即中华民国签订并接受的。与雅尔塔体系中的苏联权力（比如对日本北方四岛的占领权）和权利（对千岛群岛的主权）在苏联解体之后便天然转入俄国手中的案例相似，蒋介石政权自1949年在大陆倒台及1972年被联合国除名后，雅尔塔体系中的中国权利，尤其是关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权利以及台湾及相关岛屿的主权权利等，就天然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这种继承事实不仅具有法理基础并且为联合国及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所承认 或“充分理解和尊重”。
　　如果我们承认上述分析，尤其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地位没有改变的法律事实，那我们就不能认为雅尔塔体系已经解体，而只能说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而不是远东格局解体了。

　　另外，现实的世界政治更不具有“冷战结束”的特征。
　　所谓“冷战”，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全面遏制政策。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并由此正式拉开针对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冷战序幕。应当承认，苏联解体后，围绕着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但是，也必须同时承认，围绕着俄国、中国的冷战却反倒加强了。丘吉尔所描述的“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的“铁幕”， 在欧洲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同年波兰、捷克、匈牙利三国加入北约后，大幅东移并进一步向俄国逼进；在远东地区，美国通过一系列条约协定从法理上恢复了上世纪从日本到澳大利亚，从菲律宾到阿富汗的以中国和俄国为对象的“T”字形遏制链条，并于上世纪末开始放纵日本扮演冷战前锋的角色。此其一。

　　其二，如果说冷战真的结束了，那么，在欧洲作为冷战最重要的工具“北约”就应与“华约”对等解散而不是继续维持和强化。在亚洲，《开罗宣言》作出“使朝鲜自由独立” 的决定，“三八线”它最初只是一条为便于美苏接受日本投降的临时军事线，却在朝鲜战争后固化为苏美在东北亚的冷战线。如果说，冷战真的结束了，那么，“三八线”就应废除，朝鲜就应当统一。那些针对性十分明显的诸如《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与台湾关系法》及与菲律宾的《来访部队协议》等，就更不应该在“冷战结束以来”继续维持或恢复。相反，在苏联解体以后的世界政治图画中，北约不仅没有解散，反而在武力推动下大幅东移并直逼俄国和中亚。1999年4月6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演时明白表示：21世纪的北约将继续执行其核心使命，即保证北约成员抵抗侵略，但与此同时，它还将承担跨地域使命，如在波黑和科索沃采取的行动。北约是冷战的产物，华约解体后，北约行动地域却大幅扩张；在东亚地区，20世纪意在遏制中国和苏联的自日本到澳大利亚的岛屿链条不仅没有放松反而自上世纪末越拉越紧；在东北亚地区，苏联解体后迄今南北朝鲜问题仍是并且是越来越热的国际斗争焦点。这说明冷战并没有结束。不同的只是，昨日是美苏力量对称的冷战，现在则是力量不对称的冷战；昨日冷战的策源地是美苏两家，而今天则只剩美国一家。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多是势均力敌的战争，21世纪初的战争则基本都是“狼与羊”式的力量不对称战争。不管是军力对比还是地缘政治利益分配，冷战天平都大幅向美国倾斜。在近几年美国政府提交给国会的各项报告中，都表达出“对未来15年中国进程的估计充满了不可知因素”的担忧。 据报道，目前，美国政府正在迅速果断地调整西太平洋的军事部署：拟从目前的太平洋司令部内，分离增设一独立的“东北亚司令部”，主要战力大约是目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兵力的2/3。另外还要增加关岛的军事力量，以应付可能发生在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台湾海峡的冲突。这说明在欧洲取得压倒俄国的战略优势后，美国正在将冷战的重心移向远东地区。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国事实上已将尼克松时期的适度扶持中国崛起的政策，转向适度为日本政治“松绑”，支持日本在东亚地区，乃至在联合国中发挥“更大作用”以遏制中国的政策。

　　如果有的同志还认为美国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冷战政策只是少数学者的观点而非官方的政策，那么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 就讲得更坦白。他在《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一书中披露：
　　“事实上，后来的美国政府并不认为冷战结束是战略休假。从老布什到克林顿，美国的战略和兵力规划仍然基于这样的假设，即美国有可能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进行两场战争，美国必须同时打赢这两场战争。虽然两场战争的标准经常遭到质疑，但无论是来自文职部门还是军方，美国领导人一致认为美国必须准备好在朝鲜半岛和波斯湾打两场战争。…… 从历史上看，美国后冷战时期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它具备的在地球任何角落部署兵力发动战争的能力，是史无前例的。”
　　“‘9-11’之前，美国战略圈已经开始把矛头对准了中国。没人相信近年内两国会发生战争，除非台湾问题出现危机。不过很多人认为，随着中国的军事能力和地缘政治野心的增长，未来二十年内美国与中国发生对抗的可能性在增加。这种针对中国的考虑，是美国实现军事技术现代化的动力之一，也是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动机之一。从更广泛的意义看，这已经成为美国战略计划的一个组成原则。把中国看成美国的下一个重大战略挑战者，这种观点在克林顿时期的五角大楼里就形成了，布什上台前后，尖锐地指出中国并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至此，中国是美国的挑战者这种观点得到官方确认。”

　　这些都说明，苏联解体后，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冷战更加强化了。对此小平同志早有警觉并提醒注意。1989年11月23日，他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说：
　　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

　　历史证明小平同志的判断是准确的。十多年过去了，西方针对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但针对中国和第三世界的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在小布什第一任提出的实际针对南方国家的反对“邪恶轴心”和第二任提出的实际是针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束暴政”两大政策目标下更加强化。 如果对此没有准确的认识，就会导致对整个世界形势的误判，误判就不能制定出正确的国家对外政策与策略。

　　由上我们对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基本特征的分析所导出的新判断就是：
　　1.雅尔塔体系在欧洲结束，但在远东没有结束；
　　2.西方针对苏联的冷战结束了，但冷战在世界范围内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有所强化。
　　如果我们承认这两点是正确的判断，那我们目前流行的“雅尔塔体系解体”和“冷战结束”的判断，就是对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特征的误判。误判当然就不能对当前日益严重的“日本问题”产生准确的认识。

　　（二）误判产生的原因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上述误判呢？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雅尔塔体系与冷战的产生在时间上如此接近以至我们将雅尔塔体系与冷战体系混为一念。二战结束初期，英、美、苏三大国在行使雅尔塔权力和战后利益分配上产生矛盾并由此很快导致冷战。双方与各自的盟友签订了一个又一个条约并成立了互相对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华沙条约组织”，并在这些条约及保障这些条约的组织基础之上形成了冷战体系。接踵而至的是世界政治中刚刚形成的表现为大国合作精神的雅尔塔体系，立即被蒙上了表现为大国尖锐对立的“冷战”的色彩：本来在雅尔塔体系中已解决的德国分治、中国的台湾主权及日本战后地位等议题，都又在冷战体系中出了“问题”。尤其是在70年代美苏争霸达到高峰时，以往的敌人成了朋友，而以往的朋友又成了敌人，这使人们得鱼忘筌，将大国合作打败法西斯后的法律成果即雅尔塔体系搁置一边，而只记住了冷战体系。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局势剧变，东西德国统一，“华沙条约组织”解体，这时有些学者便认为这表明“东西方正式宣告冷战结束，特别是1991年底苏联解体，这标志着以两大军事集团对峙为基本特征的国际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雅尔塔体系已完全瓦解”。
　　这里需要问的是，作为冷战的最重要的组织工具，在“北约”没有与“华约”对等自行解体，反而进一步强化的条件下，怎能说“东西方正式宣告冷战结束”？在东欧剧变而远东雅尔塔格局基本未变的条件下，怎能说已为世界提供了近50年和平保障的“雅尔塔体系已完全瓦解”？
　　事实上，冷战与雅尔塔体系是两个内容上完全不同而在时间上又紧密重叠的事物。就产生时间而言，雅尔塔体系产生在先——其目标是制约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复活，冷战体系在后——苏美各自的目标则是争夺世界霸权；就结束时间而言，以德国统一为标志的雅尔塔体系局部解体在先，范围只局限于欧洲；以苏美争霸为标志的冷战结束在后，对象只限于苏美两家。但就世界范围内，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有所强化，冷战仍是世界政治的基本特征。不同的只是美国将主要冷战对手从苏联移向中国、俄国和整个第三世界。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美苏冷战，在历史上并不是“冷战”的特例。实际上，19世纪初拿破仑失败后维也纳体系建立不久，就出现过从1815年到1907年的英俄间的从西欧、经克里米亚半岛，再到中亚阿富汗的近百年的冷战。此间，除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外，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像样的国际性战争。鉴于德国崛起，1907年英俄间的冷战通过《英俄协定》而暂停。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出现了以制约战败国为目标的凡尔赛体系，与此同时，俄国出现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随着苏联的出现及其在以重工业和电气化为前锋的工业化中崛起，西方与苏联之间再次出现“冷战”。为了消灭苏联工农政权，英国、法国、意大利乃至美国都不惜以牺牲凡尔赛体系的代价怂恿德国、日本等再次武装——这其实是19世纪英俄冷战的继续。结果在距上次世界大战结束仅21年即1939年，便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后，在苏、美、英、法、中等主要战胜国之间合作和谅解的基础上形成了以防止德、日、意法西斯东山再起为目标的雅尔塔体系。与维也纳体系未稳便出现英国与俄国的“冷战”、凡尔赛体系未稳便发生了西方与苏联的“冷战”的情况类似，雅尔塔体系建立并尚未稳定，美国与苏联之间便开始了冷战。从1946年3月5日丘吉尔以“和平砥柱”为题的富尔敦演说， 到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冷战时间持续长达近50年。美苏冷战，尽管规模巨大，但大体没有突破雅尔塔体系确定的框架。

　　有趣的是，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为了推动对苏冷战，曾无知地“要求国会通过决议，不承认过去与外国政府达成的秘密协定（指雅尔塔协定）”。结果遭到英国和西德的反对，迫使美国政府在2月6日政府和国会公布的决议案“并未谴责雅尔塔协定本身”，即使这样，该决议案也未能在国会获得通过。
　　无独有偶，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他试图结束冷战：首先宣布从阿富汗撤军（1986）， 接着，在西方不同意对等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条件下，率先单方面解散“华沙条约组织”（1991年）。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将冷战体系与雅尔塔体系混为一体，在主动结束冷战的同时，也率先放弃雅尔塔体系赋予苏联的权利和义务：同意东西德统一（1990年）；从德国、东欧、蒙古等国撤回驻军；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日，签署《日苏联合声明》，以至在日本北方四岛问题上“互有妥协”； 同年8月至9月，苏联政府默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苏联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独立。正是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苏联享有的雅尔塔欧洲权力及其相应的义务，才有了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的动摇乃至最终解体。另一方面，1999年“北约”通过科索沃战争的胜利将西方力量插入俄国传统势力范围即巴尔干半岛，波兰、捷克和匈牙利同年加入北约，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出现标志着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正式结束。
　　但是，戈尔巴乔夫带领苏联为结束冷战而从事的殉难并没有感动西方。从戈尔巴乔夫本意上说，他想结束的是苏联和西方的冷战而非雅尔塔体系，由于他将冷战体系与雅尔塔体系混为一念，结果他在泼出洗澡水的同时，也将洗澡的婴儿泼了出去。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雅尔塔欧洲格局结束了，可他最想结束的冷战不仅没有结束反而却以极不对称的形式再现于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之中。
　　欧洲的雅尔塔体系解体的同时，苏联在这个体系中获得的东欧利益连同苏联本身也灰飞烟灭。现在的问题是，难道我们也要步戈尔巴乔夫的后尘，在远东率先放弃我们流血换来的雅尔塔体系中的中国利益并由此引起现存的远东法理体系解体吗？当然不能。

　　（三）战后日本问题，本质上说就是雅尔塔体系问题

　　苏联解体后日本的实际表现告诉我们：日本再次导演“大东亚”的剧幕已经开始并一定要被日本右翼推到高潮。而全剧首幕场景就是钓鱼岛，因为由此可以直切日本亚太地缘政治的核心。
　　我们只要打开地图，就会看到，钓鱼岛是日本所谓“周边事态” 所涉区域诸环节中的关键环节，更是从日本列岛与对日本地缘政治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台湾岛之间最关键的接榫部位。最近日本政府宣布开始办理授予民间企业对东海“中间线”以东的油气试采权，就是因为中国开采油气的地点接近钓鱼岛。
　　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地缘政治的基本特点。这里的“资源”，指的不是一般人类生活资源，而是人类生活的短缺资源。我们同时还知道，国家并不仅仅是“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全体人民”或“与公民相对的政府机构” ，事实上国家还是一个汲取资源的生命体。因此资源的走向便是国家地缘政治的走向。日本是经济发达而资源奇缺的国家，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其制造业和市场的相当部分分布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一带。而日本却对从日本到南中国海这条决定日本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线路无任何实际控制力。这就刺激了日本右翼再次寻求南向，尤其是军事南向扩张的冲动。 日本前几年提出的“周边事态”的范围主要指向中国台湾和东南亚一带，这大体上也就是19世纪日本明治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朝对华侵略战争前后的地域范围。而“周边事态”所涉范围推展的逻辑结果就必然是日本20世纪40年代的“大东亚共荣圈”。其间，中国台湾位处核心地带，而钓鱼岛 则被日本视为控制台湾的前沿基地。同理，控制了这些岛屿，也就扼住了日本扩张野心的关键：1945年太平洋战争中，美军计划反攻“太平洋的四条进军目标全部是中国台湾”。
　　台湾及周边岛屿，既是亚太大国博弈于西太平洋地区的关键地带，同时也是日本攫取非法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命门”地带。

　　我们不妨再看看地图，从日本列岛到台湾诸岛，就像一条从东海游向南中国海的大鳄，鳄尾是俄国占领的日本北方四岛，即择捉、色丹、国后、齿舞岛，鳄身是从北海道到九州的日本主要岛屿，鳄颈则是琉球群岛，鳄首是台湾，而钓鱼岛则是颈椎部分。如果失去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日本就失去了对其地缘政治最有关键意义的台湾地区的影响力，从而就失去了强升为亚洲政治大国的第一道，也是最基本的门坎。从中国方面看，钓鱼岛主权一旦实际控制在大陆手中，“台独”分子与日本右翼的政治“联盟”的“七寸”就被打断，而中国大陆对台岛内“台独”势力的外围控制就完成了关键部署。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办理授予民间企业对东海“中间线”以东的油气试采权，是对其“周边事态”所涉关键地区进逼的战略试探行为。事实上，日本政府提出的所谓“中间线”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日本战略棋盘上是随战略需求随时可以移动的。而“民间”的概念在日本右翼眼中也是一个不便直接表达的“政治”概念。我们知道，19世纪明治初年，日本开始提出的“耀国威于海外” 的方针的实施，实际上就是从19世纪70至90年代的入侵和占领台湾开始的 ，而20世纪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最早也是以“民间”人士即“浪人”为开路先锋的。因此，在东亚问题上，我们不要让日本的所谓“民间”的概念迷惑了我们的战略意识。

　　有人说，日本早晚也要成为政治大国。

　　这话不明不白。什么是大国？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 ，二战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的日本不仅对其战争罪行百般抵赖 ，而且不顾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执意参拜“靖国神社” ，这说明日本有力量而无仁义，无仁，则不能成为大国。其次，大国不仅要有相应的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它要有与其国力相应的并被国际法确认或世界主要国家默认的地缘政治空间。目前日本缺少的不是力量和财富而是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国家对日本的接受，至少也应是某种程度的默认。 在上世纪的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侵略了东亚大多数国家，并在朝鲜、中国东北、华北、华东地区及东南亚诸国扶持傀儡政权。围绕日本本土，日本几乎将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纳入其外围安全空间。但这些地缘政治“成果”，在战后由美、苏、中三国力量构成的雅尔塔远东格局中已荡然无存：日本将在甲午战争后占据的台湾岛的主权归还中国，朝鲜独立 ，日本南方冲绳岛和北方四岛，分别为美国和苏联占领。 这一系列地缘政治变动及确认这种变动的相关文件，形成了保障亚太地区战后50多年和平的远东雅尔塔法律体系。这个体系通过美、苏、中三大国从北向南即从日本北方四岛、南方冲绳岛和中国台湾岛的层层钳制，断绝了日本重新武装的可能。而没有重新武装和由此再造的与日本财力相适应的地缘政治空间，日本必然走向大国的判断， 确实就是没有前提的判断，而抽掉上述前提谈日本崛起，则无异于空话。

 （四）摆脱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法律责任，将是日本新世纪外交的战略突破口

　　与20世纪初的情形相似，21世纪初，日本再次面临强大的生产力与狭小的地缘政治空间的重大矛盾。新世纪的日本再次面临两难选择：如果不愿做亚洲的“瑞士”，那就必须做亚洲的“不列颠”。目前看不出日本有前一种选择的可能，而对后一种选择却有跃跃再试的冲动。
　　太平洋战争中对日本实行最后一击的斯大林在1945年12月回答蒋经国“日本有可能重新站稳脚跟”的问题时，曾一针见血地表示：“当然，这是可能的，日本这个国家人口多，爱报复。日本希望东山再起。”
　　苏联解体后，美苏冷战虽已结束，但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又开始推行遏制中国的政策。鉴于20世纪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乃至本世纪伊拉克战争后治理困难的教训，美国在新世纪的冷战中既要避免直接卷入远东地区冲突，又要限制中国崛起，为此，美国开始为日本松绑，绥靖日本在对华冷战中打前锋。
　　1996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和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确认了坚持日美同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根据《联合宣言》的精神，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于1997年9月在纽约发表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从而顺利完成了日美同盟的重新定位。同月，美国与日本完成了对1978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这标志着美国将推动日本向政治军事大国转变。在大西洋地区，美国在欧洲的战略也作出重大调整。1999年初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对此日本众议院迅速响应，4月27日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三个相关法案：《周边事态法》、《自卫队法修正案》、《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修正案》，5月24日，日本国会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强调只要对“日本的和平安全构成重要影响”，就全力与美国合作；7月27日，日本防卫厅年度报告强调先发制人的“自卫权”。新世纪初，日本又借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实现了海外派兵，并日益涉足“台湾问题”。2003年6月日本又通过了“有事三法制”，认定日本首相在危急时刻可不经过国会同意直接派部队采取军事行动；2003年12月9日，日本政府举行安全保障会议和临时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从而成为与美国并肩作战的军事盟国。现在，日本北向开始冲击“北方四岛”俄国的占领权，南向开始否认中国在钓鱼岛主权地位，深化与“台独”分子的高层联系，介入台湾地区的事务。2007年5月14日上午，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规定修宪手续的《国民投票法》。该法案规定赞成票需超过有效投票数的一半，修宪结果才有效。但法案没有规定最低投票率。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指出，“这将改变宪法第9条，为在海外行使武力开辟道路”。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也表示，“这将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社会”。 2007年6月24日本首相安倍承诺将在三年后对宪法进行修改，他说：“有必要向民众表明，我们计划从现在开始的未来3年后修改宪法。”

　　令人担忧的并不仅是日本上述外交政策对雅尔塔远东和平体系的冲击，而是这些政策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2004年8月，日本航空自卫队西部防卫司令永岩将军接受《世界周报》专访时指出，一旦台湾发生任何危机或空难，根据日本周边事态法规定，日本航空自卫队西部防卫司令部当然有义务救援。10月12日，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访问日本时，日本政府借机提出了设想已久的修改日美合作指针设想。11月19日，日本防卫厅长官大野功统前往美国与美国高官举行会晤。大野功统还向拉姆斯菲尔德表示，亚洲的安全形势比欧洲更为严峻，两国有必要贯彻日美安全联盟并提升自卫队国际合作的力度。大野功统在总结他与拉姆斯菲尔德、副总统切尼和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的会谈成果后称：“日美关系正在向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关系演变。”  12月14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华盛顿与日本环境大臣小池百合子会晤时称，在这四个有争议的岛屿问题上，他“理解日本的立场”。他承诺说，未来一旦有机会，美国将在俄日有关谈判中站在日本一方。
　　2005年2月19日，日美安全协商委员会发表共同声明，首次将“台海问题”列为共同战略目标。4月8日，日美两国外交和防务部门在夏威夷举行的会议上又一致同意，将制订一系列计划，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等日本周边发生不测事件时，日本允许美国军队优先使用日本的机场、港口等民用设施。4月15日，日本众议院宪法调查会通过最终报告，主张修改现行和平宪法。4月16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静冈县下田市举行的《日俄通好条约》签订150周年纪念仪式上重申要解决日俄两国间的北方四岛领土问题。 4月30日，围绕联合国改革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协议会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28日称，“美国强烈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11月15日，美国总统布什抵达日本，16日举行美日首脑会谈。当天下午，美国总统布什在日本京都发表了关于亚洲外交政策的演讲。布什称日美同盟是“亚洲地区安定和安全保障的支柱”。小泉随即作出回应，承诺说服民众接受美日新同盟关系。日本共同社评价说，布什的演说显示，日美两国正在展开协作，加强同盟关系，并使之从地区同盟改造为全球战略伙伴。 11月22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在庆祝建党50周年之际正式提交修宪草案，明确将1947年“和平宪法”中的“自卫队”改为“自卫军”。

　　2006年5月１日，美日两国外交、防务最高长官在美国国务院举行日美安保磋商会议，就驻日美军整编 最终报告达成协议。这意味着日美军事同盟进入“新阶段”，日本事实上成为美军在东亚的战略据点。 可以预计，今后日本在恢复所谓“正常国家”，摆脱雅尔塔体系赋予日本的法律责任的方面还要有些大动作。
　　种种迹象表明，苏联解体及随之而来的欧洲雅尔塔格局解体后，美国外交自觉或不自觉地正在脱离美苏争霸时期那种以冷战为主兼顾雅尔塔体系的政策，转而采取——开始是半推半就而后就是直截了当地——通过摆脱雅尔塔体系， 尤其是其中的监督日本的法律责任，并通过绥靖日本而强化遏制中国（和俄国）的冷战政策。这种政策已具有张伯伦式的外交赌博的特征：张伯伦以牺牲凡尔赛体系为代价，不断绥靖德国向苏联发难，其结果是燃起的欧洲战火不仅烧毁德国也结束了大英帝国。近几年美国为了遏制中国，正在快速打开远东“潘多拉盒子”。这燃起了日本颠覆远东雅尔塔格局的希望，并企图由此恢复它在雅尔塔协定下所丧失的部分或全部地缘政治利益。
　　1890年12月6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公开发表所谓“保护利益线”的《施政方针》，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是守卫主权线，二是保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疆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之安危有紧密关系之区域也。”“方今立于列国之间，欲维持国家之独立，仅仅守卫主权线已不足，非保护利益线不可。” 为此，日本在20世纪40年代打遍了亚太地区，战败后军力退回“主权线”。90年代末，日本又提出“周边事态法案”，这其实是山县有朋“利益线”理论在百年后的翻版。

　　日本自认为是海洋国家，其国家利益扩展的目标必然是南洋，而控制台湾及周围岛屿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环节。实际上，从1999年“周边事态法案”到2005年接近完成修改和平宪法，日本已大体做好了颠覆远东雅尔塔格局的国内法律准备。下一步则是向雅尔塔体系对日本的限制提出挑战。而“周边事态法案”、否认远东法庭对日本战争罪犯的审判的合法性及日本“入常”努力等，均是这种挑战的具体表现。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有人认为战后日本对东亚和平的认识有了大的进步，那就大错特错了。1993年8月10日，细川护熙在就任首相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那场战争表态说：“我本人认为，这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日本遗族会马上回应说：“细川的讲话让阵亡者的遗族难以忍受，我们要重建被东京审判歪曲了的历史观。”此后日本自民党内成立了所谓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并由19名日本政界、舆论界和学术界的“主讲人”进行了20场讲演，并汇集成册题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这本书的第一章“大东亚战争的起因”说：
　　日本的战争责任常常被人们提起，但是弱国也应该为自己的弱小而对历史负责。国家衰弱未必是好事。有时，弱国应该为自己弱小而对历史有重要责任。当时的清国和朝鲜就是这样。

　　朝鲜和中国也有相当的责任。由于自身的衰弱，从而招来了俄罗斯的侵略，也招来此后的动荡。这是朝鲜和中国应对历史负有的责任。
　　这是典型的强盗逻辑：狼吃羊是羊的错，谁让你这么弱。如此推论，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也是正确的，谁让你打不过美国。日本右翼打了近100年，战败后又经过50多年，可“狼”语一点不改。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日本在公开场合尚不承认其“军事大国”的目标。2005年5月6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对俄罗斯媒体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一贯坚定奉行的信念是：“只做经济大国，不做军事大国；只用和平手段解决任何问题，而不借助武力。”雅尔塔体系中对日本的条款就是为了防止日本再次成为军事大国而设定的。因此，对日本而言，“不做军事大国”，就应当遵守其在雅尔塔和平条约中的承诺。但上述大量事实表明，自上世纪90年代始，日本背离其向世界，尤其是向亚洲人民所作的“非战”承诺已越来越远。
　　因此，可以说，小泉在用日本昨天的承诺掩饰日本今天决意步入政治大国的企图，而政治大国历来都是军事大国的代词。果然，小泉在作了上述表白之后立即切入实质，他说：“北方领土问题是日俄之间的最后一道障碍。”

　　现在，日本的上述战略已进入实施阶段，其重点在台湾地区。本世纪始，日本右翼与“台独”分子的关系已公开化，甚至已部分地上升到官方层面，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李登辉等“台独”分子否认中国在钓鱼岛的主权地位， 要将台湾与日本从地缘政治上联为一体。如果“台独”分子的目的得逞，那日本“周边”范围就会进一步越过台湾而跨入南中国海。目前日本正对亚太国家实行递进式的力量测试。日本实现其“周边”远景的关键首先是实现对台湾的控制，鉴于钓鱼岛处于与台湾接榫的地理位置，因而实现对台湾的控制前提则是实现对钓鱼岛的控制。今天的日本“周边事态”意识就是昨天的“大东亚”意识的胚胎形式，当然它也是颠覆雅尔塔体系及其远东格局的胚胎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钓鱼岛问题、从而台湾问题，都是事关亚太和平格局的关节点，而目前的亚太和平只能是由美、俄、中三国保障的雅尔塔和平。

　　（五）日本问题与亚太和平

　　世界和平真象孩子们可以随意推倒重起的沙盘。
　　造成世界4/5人口卷入其中，5000多万人死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努力下胜利结束，并由此产生了由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中国等共同保证维护了近50年世界和平的雅尔塔体系。这来之不易的和平体系，其欧洲部分竟在戈尔巴乔夫的轻率中瞬间解体，而目前美国放纵日本的轻率政策——所开条件是要求日本在对华冷战中打头阵——又使雅尔塔和平体系出现终结于远东的趋势。
　　现在我们尚不知道的是，美国将要把这个东亚“潘多拉盒子”的口开多大。美国正在采取的认可日本收回北方四岛的立场、默认日本扩大自卫队作用、支持日本“入常”、放纵日本与台湾的“高层交流”等政策，其结果只能是从老罗斯福到小罗斯福 的历史重演：绥靖日本不仅使日本成为东北亚抗衡中国和俄国的力量，也使日本成为打击美国的力量。
　　目前分析，美国对日本绥靖的底线尚未出冷战框架，但已开始触动远东雅尔塔和平的底线。值得警惕的是，美国目前已流露出“埋葬雅尔塔遗产”的意愿。2005年5月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胜利日属于我们所有人，这是全世界的事件。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分担了战争的全部重担，但没有分割1945年的胜利。我们现在也没有把它分割。反希特勒联盟的所有盟国、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在谈到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时，普京指出，“这是集体的决定，是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苏联领袖的决定”。“这些决定是考虑当时客观情况作出的：纳粹的根子尚未铲除，欧洲受到严重破坏，胜利者对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复兴责无旁贷”。对此，布什则针锋相对指责苏联在二战后“镇压东欧”，发誓要“埋葬雅尔塔遗产”。
　　这里需要问的是，小布什要“埋葬”的是哪里的“雅尔塔遗产”？联合国是雅尔塔的“遗产”，是否布什先生因对其不满而要将之“埋葬”呢？上世纪末老布什与戈尔巴乔夫已搬走了欧洲的雅尔塔基石，那么，在新世纪初，小布什是否要清除远东“雅尔塔遗产”呢？但问题是美国放弃雅尔塔远东格局、强化对华冷战的极限只是日本外交政策的起线。对日本而言，其“周边事态”边界即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提出的“利益线”能伸多远，这确是连美国也不知道的谜底，正如当年西奥多？罗斯福绥靖日本时，也不知20多年后的日本人的边界竟会达到珍珠港一样。

　　和平，实际上应当理解为一种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上的国际强制力量保障的稳定结构。如果同意这种见解，那么，目前的亚太和平实质上就是雅尔塔体系中的而不是其他体系中的和平。今天日本放弃战争权，走和平发展道路也是雅尔塔协定强力规定并为战败国日本所接受的。1943年《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明确规定：
　　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训令日本：
　　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第六款）
　　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时，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上经盟国指定之地点，必须占领，俾吾人在此陈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第七款）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第八款）

　　同年8月10日，日本分别向美国、英国、苏联、中国政府明确表示：
　　日本政府准备接受1945年7月26日由美国、英国以及中国政府，以及后来由苏联政府签字的在波茨坦发表的联合宣言中所列举的条款。

　　日本将上述意愿在1946年11月3日正式公布的《日本国宪法》中以国法形式得以确认。该宪法第九条规定：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正是这些制约日本并为日本接受的条款构成了雅尔塔体系中的远东和平体系的基石。只要远东雅尔塔体系不被破坏，只要日本没有通过遵守其和平承诺而为亚太国家和人民所接纳，它就很难重新成为正常大国；换言之，日本要想重新武装并成为政治大国，就必然要破坏远东雅尔塔和平体系。山雨欲来风满楼。1999年日本提出的《周边事态法》和2003年国会通过的“有事三法案” 及其修改宪法第九条的举动表明，欧洲雅尔塔格局解体后，日本已开始为颠覆雅尔塔远东格局作前期准备。对此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1982-1987）在《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中讲得直截了当：
　　还有关于宪法问题最大的争论点，也就是第九条的问题，第一项的规定保留着尚可，但对于第二项“不保持陆海空和其他战斗力。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等内容，就应该进行修改了。
　　对持续了近六十年的战后体制进行历史性转换的时机已经来临，而且也必须进行转变。不仅自民党，所有的政党都必须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重新审视自己的立足点。这样的时期已经到来。不能修正自己观点的政党，就是所谓旧时代的政党。这就是至今为止的进展情况。还固守以前被麦克阿瑟占领后二三十年间的观念的政党，在国民中明显落伍。国民正在不断进步，所以遗留在旧体制中的东西就会被抛弃，而且我认为这种趋势会越来越强。
　　可以预见，远东雅尔塔格局解体之日，也就是二战反法西斯国际合作形成的和平体系在世界范围终结之时。
　　雅尔塔体系中台湾主权归属中国，是目前世界各国反复声明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法理基础，也是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拒绝台湾当局进入联合国的法理基础。值得特别说明的是，造成今天台海分离现实的历史原因是冷战体系而不是雅尔塔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由国际社会公认的雅尔塔体系而非冷战国家自认的冷战条约构成的冷战体系才是当今亚太和平的法理基础。所以，在没有取得亚太国际社会共识的新的合作体系出现之前，美国、俄国和中国就有权力保证，而日本也有义务兑现其于1945年前后向国际社会所作的承诺并维护现存于远东的雅尔塔和平格局。在这个格局中，日本必须遵守其和平宪法，不能重新军国主义化，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军队，必须走和平发展道路，更不能触动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地位。

　　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了遏制中国，美国正在选择张伯伦的路线：不是继续兑现并谨守20世纪40年代在《大西洋宪章》（1941）、《联合国家宣言》（1942）、《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1943）、《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宣言》、《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公报》（1945年）、《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1945年）等国际文件中向世界人民所作的和平承诺，与俄国、中国及亚太国家一道维护远东和平，而是单方面地绥靖日本并从不负责任的“埋葬雅尔塔遗产”表示中获得机会主义的利益。这就无异于暗示日本可以率先向中、俄发难。日本知道，在亚洲如果没有19世纪末中国和俄国的衰落和内乱，就不会有日本的明治霸业，日本就不能攫夺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利益并最终非法夺取西太平洋。现在日本开始在钓鱼岛，继而台湾地区先向中国发难；日本右翼政客要求俄国归还北方四岛、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甚至否认远东国际法庭判决结果的舆论日高。这表明日本右翼已不甘心只将日本保持在“经济大国”的层面。对亚洲各国而言，对于目前日本出现一系列否定远东国际法庭审判的合法性，为日本太平洋战争中侵略亚洲国家的罪行张目，放弃和平发展道路的举动，不仅要从民族感情的角度，更应该从雅尔塔体系的法理角度，来遏制日本右翼复辟“大东亚战略”梦想的挑衅行为。关于此，让人回想起毛泽东同志在半个世纪前说的但至今仍有意义的话：1954年8月毛泽东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希望英国工党的朋友劝劝美国人：
　　不要武装日本，武装日本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和苏联，最后会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国，这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看来，现在仍有用毛泽东这句话再次提醒美国人的必要。

　　（六）结论：要想稳定太平洋，美国只有与中国握手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上世纪整整100年的历史表明，良好的中美关系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的基础。1895年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崛起于东北亚。20世纪初占领朝鲜、中国东北，并在美国的绥靖下在30年代末全面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40年代日本进入南洋英美势力范围并在袭击珍珠港后发动太平洋战争。此后美国寻求中国帮助，在中美的联合中，日本战败并在雅尔塔体系中被迫大体退回明治时代的版图。现在回想起来，太平洋战争的发生，美国也负有相应的绥靖责任。在珍珠港事件前一个月即1941年11月，罗斯福还“愿意同日本联系，想法缔结一种联合公约来维护太平洋的和平”， 只是当日本人打了美国之后，罗斯福才转而死死地拉住曾被他当作“额外负担”的中国， 让中国帮他消化日本造成的恶果。 在开罗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美国给了中国和苏联不少承诺， 在此基础上，才形成了太平洋战争胜利后雅尔塔体系下的远东格局。
　　太平洋战争胜利后，美国又好了伤疤忘了痛。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后，美中关系恶化。1950年至1954年间，美国出现极端反共反华的麦卡锡主义。1959年9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与苏联赫鲁晓夫会谈后，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鼓吹美苏决定国际形势，其结果是美国在60、70年代差点被苏联人赶出印度洋。这迫使反共老手尼克松屈尊于1972年来中国求救，并与中国再次形成战略合作关系。这导致苏联在亚洲的攻势受挫并于90年代初自我解体。
　　21世纪的美国历史仿佛又回到20世纪初的西奥多？罗斯福时代：面对日本崛起且试图打破远东凡尔赛格局，西奥多？罗斯福以牺牲中国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为代价绥靖日本，其后果是老罗斯福搬起的日本之石砸在了小罗斯福的脚上。新世纪初，美国一些少不更事的领袖们又开始玩火，试图再以牺牲中国和远东雅尔塔体系的代价绥靖日本，其结果恐怕也不乐观，因为由美国人点燃的火势并非是随着美国人的指向而是随着风向蔓延的。在此，人们不仅要问，如果太平洋再次失控，如果日本之火再次烧到太平洋东岸， 美国是否又要再次寻求中国和俄国的帮助？

　　值得说明的是，目前的美日合作，乃至所谓的“美台合作”，已不仅仅是冷战层面即以遏制中国和俄国为目标的合作，而是已有了地区性战略合作，破坏远东雅尔塔和平的内容。美国已向世界透露出“埋葬雅尔塔遗产”的意愿，日本更是随声附和并谨小慎微的试探亚洲人接受日本“咸鱼翻身”的底线。
　　20世纪整整100年的历史还表明：不管美国如何强大，要想稳定太平洋，它就必须实行与大国，尤其是与中国合作的政策。从古罗马到大英帝国的历史表明，世界上没有哪个帝国有那么大的实力可以长期单独包揽和支配世界，美国也不能例外：20世纪太平洋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苏冷战以及本世纪美国在中东中亚开展反恐战争的结果反复表明，美国并不能独立承担改造全球政治，甚至地区政治的重任。在亚洲近现代史上，向美国正式宣战并打到美国的只有现在声称为美国“盟友”的日本。而亚洲如不出现上世纪40年代那种于日本有利而于中国和苏联不利的地缘政治环境，日本就根本没有向美国发难的政治条件。相反，中美合作则是经过历史考验从而是相对稳定的战略层面的合作关系。以史为鉴，可知兴衰。如果要想锁定太平洋，并有效扭转自小布什上台后美国国势的迅速衰落，历史经验告诉美国，只有与中国握手，握手当然只能是尼克松式的握手。

　　摘自张文木著：《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9～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