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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Y一代到佔領一代：一位美國青年的「佔領生活」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0月27日17:30
文/曾進 (發自紐約)
9月17日，“佔領華爾街”運動首次在自由公園舉行千人集會。從那時起，每天，24歲的美國青年佩拉蓋蒂都乘坐地鐵，穿過哈德遜河，抵達“佔領華爾街”運動總指揮部：自由公園。他在自己的Facebook上貼出佔領華爾街的點點滴滴，想成為社會活動家的佩拉蓋蒂說，參加這次運動是為了尋找更大的舞臺，“我需要更大的平臺，發出自己的聲音。佔領華爾街反對的不是政府，而是那些政府和公司結盟的腐敗。”示威之餘，佩拉蓋蒂白天是一名學生、NGO組織成員，晚上則是一名保安。
哈德遜河，是新澤西州澤西市和紐約市曼哈頓之間唯一的阻隔。9月17日起，每天，邁克·菲力浦·佩拉蓋蒂(michael Philip pellagatti)乘早班地鐵path線，經過荷蘭隧道，穿越這條河流，到達世貿中心，再徒步10來分鐘，抵達祖可蒂公園(Zuccotti Park)。
祖科蒂公園坐落在華爾街金融區，原名自由廣場公園(liberty plaza park)，2006年為紀念捐助者更名為祖科蒂公園。自9月17日公園舉行了第一次佔領華爾街的千人集會，這裡已然成為“佔領華爾街”運動總指揮部，10月2日起，公園被刻意換成 “自由公園”(liberty park)。
佩拉蓋蒂是一名土生土長的新澤西人，1987年生。3歲那年，父母離異，他同母親住在一起。此後，父母雙雙組建家庭，並各自生下了兩個弟弟，兩個妹妹。“我成了我父母唯一的共同的孩子。”10月，在自由公園，他這樣向記者介紹自己。
從佔領華爾街第一天起，佩拉蓋蒂開始進行自己的每日修行——穿越哈德遜河。他在一家公司做夜間保安，公司距離哈德遜河不遠。每天下午5點，他開始埋頭大睡，直到夜裡11點。淩晨，他到公司上班，一直到清晨8點。對佩拉蓋蒂而言，夜間的工作，是一份不好不壞的買賣，每小時10.3美元。在新澤西，每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是6.5美元。除了上班、示威遊行，每週一、週二上午，他還在哈德森學院(Hodson Country college)讀書。
每天下班後，佩拉蓋蒂背著破舊的黑色雙肩包，穿上黑色登山服，戴上黑墨鏡、黑耐克帽，腳蹬黑耐克鞋，一路向哈德遜河進發。在Facebook上，他如此介紹自己：“不要讓世界改變你，你要去改變世界。你需要瞭解我的全部，即：我是一名激進分子。”
在河那邊，華爾街金融區，有著這位24歲美國青年渴望的生活。
從布魯克林大橋到時代廣場
10月15日，是佩拉蓋蒂和佔領華爾街的戰友們的“大日子”。這天，紐約，一天三場上萬人示威遊行：上午11點在佔領華爾街的大本營，繞百老匯、威廉姆大街，進行1小時的遊行；下午1點華盛頓市場公園有一場針對教育的示威遊行；下午6點，他和戰友挪到時代廣場，進行第一次佔領時代廣場的大遊行。從華爾街到時代廣場，從曼哈頓下城到中城，搭乘地鐵不出30分鐘；對佩拉蓋蒂而言，這將是刺激而疲憊的一天。
早晨7點，佩拉蓋蒂在Facebook裡發言，鼓動紐約同仁加入這個歷史時刻。上午9點半，佩拉蓋蒂來到祖可蒂公園。這裡一切靜悄悄，他熟悉的人都還在熟睡。他挪到旁邊星巴克咖啡店，一個人坐在角落裡上Facebook。店裡人來人往，每個人都跟佔領華爾街有著或強或弱的聯繫。他旁邊站了兩位年輕姑娘，一個背著LV包，一個穿著時髦的皮靴。直到記者和他聊起當天的遊行活動，兩位姑娘才注意到這個身高中等、體型寬大的黑衣青年。
這天，佩拉凱蒂穿了件白T恤，上面印著當天的主題口號——債務即奴役(debt is slavery)。示威者們喊的最多的口號還有：銀行得救，我們被賣(bank get bail out, we get sold out)，我們都是99%(We are 99%)。
這次，佔領華爾街成功地用1%和99%的巨大資料反差，表現出美國貧富的巨大差距。在自由公園，在Twitter上，這是最高頻率的兩個數位。不停有人跟記者發傳單，上面多寫著各種貧富不公的資料。譬如，2007年，紐約1%的家庭佔有了這座城市44%的經濟收入；此資料高於年度國家平均數值2倍，當年國家平均1%的家庭佔據全國人民23.5%的收入。自從發生房產泡沫以來，1%的紐約富有家庭平均收入不跌，反漲了119%。而在紐約，有11%的人口(約90萬人)生活在聯邦政府所謂的“極度貧窮”線以下，這意味著一個四口之家家庭總收入僅為1.05萬美金。數值迅速、準確地讓人們體會到自己所處的經濟處境。
“我們感到美國日趨積蓄著憤怒的力量，只是他們還沒有找到自己的表達方式而已。” 加拿大反消費主義而聞名的雜誌Adbusters合夥人Kalle Lasn表示，該雜誌也是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最初倡議者。“我們都是99%”的口號表明，1%的貪婪者毀滅了99%大眾的生活，兩極數字喚醒了美國民眾的憤怒和表達憤怒的鬥志。
近30天的抗議示威，佩拉蓋蒂有點厭倦這樣重複性的叫喊。喊口號，一要節奏，二要大嗓門，三要有感染力。“我已經沒有最初時那麼有力氣了，更多時候，我只是手挽手往前走。”佩拉蓋蒂走在旗手和鼓手後面，和幾個同伴，手臂挽手臂，一起喊口號。
10月17日，昆甯佩克大學(Quinnipiac University)發佈調研資料。資料顯示，67%的紐約人支持示威者的觀點，近3/4的共和黨人不反對佔領華爾街進行示威遊行。遊行現場，常常分為四類人：示威者、員警、觀望者和記者。不時有示威者沖出隊伍，對行人和員警叫囂，“你也是99%。”加班了近一個月的紐約員警，也見慣不驚。
一次，記者看到戲劇性一面。一名員警站在路一側，面朝遊行隊伍，神情麻木，操著褲兜，逗腿，配合鼓點，不停喃喃自語，“我們是99%。”
因為佔領華爾街運動，紐約政府多支出150萬美元，主要用於支付員警的加班費。運動第三周，紐約媒體關注話題集中在政府對此運動的花銷上了。有媒體指出，這點錢不過是九牛一毛，譬如，2008年共和黨大會，在紐約一周，就花費近600萬美元。
10月15日，佔領華爾街運動進入第四周。這天，示威遊行蔓延至全球多個城市，從馬德里、倫敦到羅馬、洛杉磯。當天傍晚，紐約時代廣場聚集了1.5至5萬名示威遊行者，員警和示威者發生衝突，至少64名示威者被抓，現場一片混亂。這是佩拉蓋蒂第二次面臨這樣的境遇。所幸，這次他沒有被逮捕。
10月2日， 佔領布魯克林大橋，紐約員警逮捕了780人，佩拉蓋蒂是其中之一。他向記者回憶，自己當天異常興奮。“我小時候特別喜歡在橋上蹦來蹦去。走到大橋一段，我思量著，或許能順著大橋人行道的鋼管往下爬，跳個幾英尺，便可以跳到火車軌道上去。”這個想法很瘋狂，但他不可遏制地被自己的想法所吸引。他喜歡冒險，喜歡做瘋狂的事。他想跳，就跳了。
跳完，他從鐵路走到大橋入口，突然，雙臂被人反扣，兩名員警給他戴上手銬。他這才意識到，自己第一次被員警抓了。他說這種感覺很奇怪。他跟自己的戰友們一起坐上警車，他們被收押進布魯克林第77警局轄區。從大橋到警察局，大概5英里的路。平時開車只要10多分鐘，而當天局面混亂，車走走停停，花了4個小時。其間，有示威者要求上廁所，員警當沒聽見，佩拉蓋蒂第一次看到有人尿褲子。警車上，鄰座被抓的年輕人，埋頭嚎啕大哭。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目睹成年男人失聲痛哭的經歷。
拘留3個小時，佩拉蓋蒂被釋放。淩晨4點多，他通過手機告知Facebook的700多號朋友，他已經從監獄出來。
出獄前，佩拉蓋蒂在警局偷了一個塑膠手銬。回到家，他把塑膠手銬兩個圓環折成了兩個向上彎曲的牛角。看上去，就像很多美國獵人家客廳裡的戰利品。這個戰利品成為他的示威遊行道具，每天，他一手高舉手銬，一手高舉示威口號牌。
這個行為藝術品，立即受到媒體關注。在被美聯社攝影記者拍到後，這張照片迅速被賣到各個國家，佩拉蓋蒂一舉成名。他先後接受了NBC、BBC等眾多媒體專訪。在不斷被採訪的歷練中，這位24歲的美國年輕人已經很懂得如何和外界合作。當英國媒體問他想對觀眾傳達什麼資訊時，他盯著鏡頭，緩緩指向鏡頭，重複說出自己那句座右銘，“不要等著世界改變你，你要去改變世界！”
10月15日當晚在時代廣場遊行時，旁邊的傢伙提醒佩拉蓋蒂，人群中還有嘻哈傳奇人物拉塞爾·西蒙斯(Russell Simmons)。佩拉蓋蒂沒有認出大人物，不過撈上了和大導演邁克爾·摩爾接近的機會。他努力靠緊摩爾，並主動自我介紹。摩爾調侃道：“知道你是腐敗的澤西人，紐約員警會不抓你嗎？”佩拉蓋蒂接話很快，“我想我還不夠腐敗。”他對自己的回答異常滿意。
佔領時代廣場活動一結束，他立即發了摩爾的照片和資訊。作為美國Y一代，他沒有錯過“立此存照”的機會。
“這次你怎麼逃脫員警的？”記者事後問他。
“你知道麼？我夠聰明。第一，我不再跟著大多數走，這非常危險，很容易騷亂，被逮捕。第二，我緊跟摩爾，他是名人，員警不敢抓他。我跟著他，一定安全。”
復仇者傑弗遜
“就我所知，我自身就是一個派系。我在任何地方就如同現在一樣，總是用獨立的態度，這出乎我的天性。只要我可以自我思考，我從不將我所有的觀念都與某一政黨群體等同起來，無論是對宗教、哲學、政治或者任何事物，。對於團體的依賴，是自由和道德元素的最終腐敗。如果只有跟隨某個黨派才可以進天國，我寧願不去那裡。”
美國第二任總統湯瑪斯·傑弗遜是佩拉蓋蒂的偶像，以上這段話是他的座右銘。他將自己的政治傾向定義為：新傑弗遜者(Neo-Jeffersonian )。在Facebook的政治標籤上，他加上備註：反獨裁、反帝國分子、反聯邦黨人、反神權政治。
20歲是佩拉蓋蒂的人生轉變之年。高中畢業，他進入新澤西州薩默維爾拉裡坦谷社區學院學習犯罪學。一年後的2007年，他輟學，打工，在一家公司當保安。他利用業餘時間寫了大量詩歌。他在將詩歌集投遞書商後，被公司告知辭退了。
“我的詩歌並沒有攻擊或威脅公司裡的任何人。我把書送給書商後，他們看畢就遞交了審查委員會。我被公司解雇，回到家後，發現員警已先進了家，對我進行盤查。後來，員警把我帶到了醫院的精神病科，進行精神檢查。我呆在醫院一個晚上。”佩拉蓋蒂如此回憶。
失業、被盤查這些極大刺激了佩拉蓋蒂。2008年，他去了弗洛裡達，跟媽媽住在一起。在那裡，他想清楚自己將來要成為一名社會工作者。當年年底，他重返澤西市，一邊讀書，一邊工作，尋找自己的出路。
“每天，我連續讀8個小時的書，大多數是歷史、哲學書。一年我讀了200多本書。我感覺高中和大學受的教育，完全不及自己讀書重要。有時，我甚至懷疑大學教育體系是不是純粹一個賺錢、愚民的陰謀。”在佩拉蓋蒂的閱讀書單裡，有《羅馬帝國衰亡史》、《理智之年》、《動物莊園》、《孫子兵法》、《君主論》、《權利的48條原則》等。
2010年，佩拉蓋蒂成為一名社會積極分子。他一邊當保安一邊讀書，並參加了3個當地的NGO組織。在當地，他跟一些社會活動家接觸。
“在澤西，我沒有更好的發言平臺。當地組織已有領袖了，我需要更大的平臺，發出自己的聲音。”佩拉蓋蒂如此解釋自己參加佔領華爾街的最初動因。
2006年，19歲的佩拉蓋蒂開博，他寫了一篇長文，名為《操蛋的Y一代》。痛恨自己是美國Y一代的青年。在博客裡，他不停用髒話痛駡自己的同代人。2007年受挫後，佩拉蓋蒂在博客上沉默長達一年。2008年後，再次出現在博客以及Facebook上的佩拉蓋蒂不再激進，粗口也少了很多。他的博客主要討論美國政治、人權等問題。閱讀他的博客，就像看一個美國青年悄悄成長的過程。
9月18日，佔領華爾街第2天，佩拉蓋蒂在自己的Facebook上，貼出3張從不同側面拍攝的現場圖片。以後，他有意識地在Facebook上貼出佔領華爾街的點點滴滴——拍攝的照片、自己的經歷，認識的新朋友以及看到的新海報、新觀點。
“佔領華爾街進入第4周了，你怎麼熬過來？”記者問。
“如果用熬過來這個詞，我會不相信你。”這也是整個採訪中，佩拉蓋蒂唯一不太合作的問題。“你知道這個運動對我意味著什麼嗎？ 有趣、興奮，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發生。每天，我們都在證明佔領華爾街在成長。”
“但是，你沒有聽到批評的聲音麼？你們沒有領袖、明確的目的，也沒有明確的宗旨？有人質疑，你們只是引起了世界的注意。但繼續怎麼走？什麼時候結束？”記者繼續問。
關於這個問題，佩拉蓋蒂語焉不詳。第二天，他在Facebook上寫了一篇小檄文，一段近似烏托邦的文字：“有些人想知道什麼時候佔領華爾街運動最終結束？要回答這個問題，作為參與此活動的代表，我想說，直到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利比亞戰爭結束，運動才會結束；只有議會懲罰那些擁有財富和資源的人運動才會結束……直到權利交還給美國人民，那時，就是佔領華爾街結束的時候。他們可能關押我們、暴打我們、殺害我們。但是，他們永遠不能讓我們沉默！”
在佩拉蓋蒂的博文裡，有一篇50個自問自答的長文。最後一個問題是：“你想要死後如何被世界記住？”他寫道：“我希望，我被記住是一個曾經改變世界的人。”
從Y一代到佔領一代
“我相信，對自由的威脅，銀行機構遠比那些站著的敵人要大。如果美國人民允許私人銀行來控制他們的錢幣，剛開始是通貨膨脹，緊接著是緊縮通貨，其後私人銀行將擴張，剝奪所有人的財產。直到有天，美國人民的孩子開始警覺到，在其父輩征服的大陸上，自己將無家可歸。”1902年，時任美國總統湯瑪斯·傑弗遜說過這段話。
佩拉蓋蒂對此深有體會。他不相信銀行，至今只有一張信用卡，主要用來繳付每月在澤西的房租。現在，他連信用卡也不用了，因為他繳不起房租。他告訴記者，每學期，他需要繳納大學學費3000美元。他幾乎很難申請到學生貸款，所以全部要自己打工維持學費。自從他決定讀書後，他開始了流浪生涯。幾天住澤西父親家，幾天住新澤西母親家，更多時候，他四處蹭朋友的房間。
“作為美國公民，雖然有一些醫療基本福利，但是我的眼睛不算醫保範圍內。”2007年受到精神刺激後，他開始去看心理醫生。每三個月去一次，75美元一次。
佩拉蓋蒂喜歡吃披薩，抽雪茄。平常，他抽Partagas Black Label牌雪茄。2010年，這個雪茄20美元5根，披薩也從2美元漲到了3.5美元；2011年漲到35美元。為節省開支，他決定停止抽雪茄。即便如此，交完學費、通訊費、飯費、交通費等必須費用，佩拉蓋蒂成為典型的月光族。雖然他懷疑高等教育的必要性，但他依然渴望成為一名有資質的社會工作者。他不得不為其繼續奮鬥。
在紐約，無論是自由公園，還是遊行隊伍，記者遇到更多的是像佩拉蓋蒂一樣的年輕人，很多人年收入2萬美元左右。10月3日，佩尤研究中心發佈的一組資料表明，美國25-34歲這一年齡階層的人生活不易，美國青年在“戲劇化”地變窮。從1990年到2007年，紐約每小時平均工資降低了9%。25—34歲、有本科學位、一年工作經驗的紐約打工者發現，他們的收入在過去幾年裡降低了6%。
為應對經濟危機，美國青年越來越多選擇與家人、親戚等二代人共同生活，佩拉蓋蒂也是其中一員。資料顯示，1940年，美國人幾代同住的概率為32%，2009年上升至52%。這是大半個世紀以來，美國青年最依賴家庭的時刻。
正是這樣的年輕一代，成為此次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生力軍。“什麼是民主，秀出民主來，告訴我什麼是民主。”紐約大街上不停飄蕩著這樣憤怒而迷惘的聲音。經濟的困窘、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對社會大環境的無力感，讓這群迷惘的青年走上大街。有人將這代擅長用新媒體、有行動力的人，稱做“佔領一代”(occupy generation)。
正如此次活動支持者、大導演邁克爾·摩爾所言：“華爾街在儘量拿走我們的民主，並把這個國家變成盜賊統治的國家。”
也有人說，這是一群被寵壞的孩子，一群不懂經濟的孩子。正如芝加哥論壇報的一位專欄作者戲諷：“他們瘋了，瘋到家了。他們讓自己的憤怒上了街。”
此次活動早期組織者、倫敦大學教授大衛·格爾伯(David Graeber)對青年們表示了支持。他說：“佔領華爾街有點像全球化運動。有人說，這是一群被寵壞的孩子。我要說的是，必須創造一種理想是社會的遠見。和平、非暴力運動是將反對強權、不民主的力量與一種社會理想並置起來。當人民提出要求，就是在以某種形式說話，你要求那些權勢人物和現存機構做點什麼。”
“我不是左翼，也不是右翼，我是美國人民之一。佔領華爾街不是左翼的運動，也不是右翼的運動，這是人民的運動。我們反對的不是政府，而是那些政府和公司結盟的腐敗。”佩拉蓋蒂如是說。
另外一名支持者、共和黨人士Jesse Jacksons對年輕人的建議是：“如果示威者更加自律、專注、採取非暴力，那麼這個運動將更加強大，把他們的痛苦最終轉換成投票的力量。”
從憤怒的呐喊到走向務實的選舉，這之間Y一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10月15日下午，採訪結束後，記者坐在自由公園階梯上，看了一場Y一代人表演的話劇。一名高大的黑人專業演員扮演1%的有錢人，他周圍圍著3名99%的代表：一個背負債務的奴隸，一名女性同情者，一位知識份子。整部戲劇都糾結在他們三個人之間的衝突，話劇無疾而終。
記者問主演威廉(William)這部話劇劇名是什麼？他意味深長的笑著說，“這叫《等待戈多》，為佔領華爾街定制的話劇——《等待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