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有跟國情的朋友，就會讀得下文為好文！
習李上台之可喜，是一直擔心的各種現象，中央都心中有數。
回應有力之同時，又不乏靈活性。
【註：《人民日報》2013年08月27日有文章《上海自贸区也是制度试验田》，點明自貿區是試驗，不是單向的「甜頭」。劃出區域來先行先試，創新中務必風險可控。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8-27/5208602.shtml
另，文中提及的「經濟學家」名叫許小年，是茅于軾般的「奸險買辦」（內地多的是）。引文是「杭州金融论坛」發言。──今天的中國，言論自由開放之極！！！明刀明鎗要顛覆國家之外的觀點意見，都有曝光機會。幾年來（尤其是換屆前一兩年），歪理處處，令人擔心。慶幸新任中央都心裏有數！了然之外，應對有度。
提及「颠覆性错误」的原文《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的演講（全文）》，早前已傳上。
習李開出的新局面，以現時觀之，危中有機，不避難，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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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经济牺牲国家就是“颠覆性错误”》
（侨报网 观察者网已发）
文 扬
习近平主席本周一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讲话，因十八届三中全会日益临近这个大背景，备受关注。
在谈完“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认识，并表示要一鼓作气闯关之后，习总话锋一转，首次提出了“颠覆性错误”论。原话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
全世界都听见了。英语取其大意，翻成the country could not afford to make
“fundamental mistakes”，当然没错，但至于什么是“根本性问题”，何为“颠覆性错误”，却不仅仅是fundamental这么简单，只有放在中国政治和历史的特定语境中，才能完全理解。
首先一点，“根本性问题”一定是关于中国这个国家的，而不只是关于中国经济。如果此话的前半部换成“中国是一个大经济体”、“一个大工商体”、“一个大托拉斯”，后面当然也可以接着说“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但这并不是此话的本意。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此言，虽然面对的是工商界领袖们，却是在谈政治。
就是说，相对于经济发展，中国的国家发展才是那个“根本性问题”。若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一点，以经济发展代替国家发展，甚至要求国家发展为经济发展做出牺牲，像九十年代的俄罗斯那样，为了幻想中的自由市场，不惜拆解现实中的国家，这就叫“颠覆”。一旦犯了这种错误，就是无法挽回、无法弥补的“颠覆性错误”。
有一个问题被很多人忽略了：一般而言，作为“经济动物”的企业家，其实首先关注的并不是国家的兴亡。在经济学理论中，生产函数也好，利润公式也好，都没有国家这个变量。恰恰相反，由于国家对经济活动实行管治，企业特别是跨国大企业常常会倾向于把国家视为时友时敌的力量。在某些极端情况下，企业家更是会利用国家的崩溃和解体大发横财，通过强占巨量的公有资产一举成为富可敌国者。
历史上不乏其例：从来没有祖国的犹太人，曾无数次抓住机会在各国的乱世中一夜致富。当代现成的例子：前苏联解体之后，曾一举催生了一个巨富的寡头阶层。
在中国，这个问题原本并不突出，企业家与国家之间，远未形成有你无我的对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企业家群体靠国家的政策涅槃重生，与国家的关系，形同婴儿与父母，既无讨价还价的本钱，亦无一争高下的底气，只是一个懵懵懂懂先长大了再说的混沌状态。
三十多年后，时过境迁，国家六十耳顺，企业家三十而立，矛盾出现了。虽然在世界范围内比较，只有三十年历史的企业家群体也还是小孩子，但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中国这个新生的企业家群体，在羽翼渐丰之后更加咄咄逼人。
原因之一是财富和名声的膨胀速度过快，导致中国企业家普遍轻狂有余，谨慎不足。原因之二则是因为受到一些人的鼓动和误导，导致这个群体中不知天高地厚者多，懂得大是大非者少。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企业家们周围，始终有一群名为“经济学家”、“法律学者”实为“政治导师”的军师级人物，这些人一直很忙，一直急着干成大事。多年来，他们一直都在以改革的名义制造对立，将经济与政治对立起来，将市场与国家对立起来，最终，将企业家与政府对立起来，目的很明确，就是逼着政府放权，逼着国家退让。
他们坚信自己不会白忙，如果以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为目标，把中国的国有资产私有化，把统一国家解体成自治体联邦，那么，对于必然会在大掠夺、大瓜分的过程中捷足先登的未来寡头们来说，这的确是值得去梦想，值得为之奋斗的。
富豪的最高境界就是寡头，没有国家的退让，哪来寡头？有些人着急是有道理的。就在习主席讲话的前一天，中国很多网站都在流传一篇文章，某位军师与一群企业家的座谈，篇幅所限，节选几句，看看他们所期盼的改革是什么：
“……迷信政府力量是没有用的。再强大的政府也托不住经济、再强大的政府也托不住市场，只会打乱市场，扰乱经济！（掌声！）……杨白劳借了黄世仁的债，还不起，就把喜儿拉走了。为什么？因为黄世仁认为喜儿就是抵押品，这个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至于人是否适合作为抵押品，可以再谈。（掌声！）……美国过去在做什么，就是在削减债务，调整结构，是要死人的。中国为何调整结构讲了十年，还在讲？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调整。（掌声！）……我并不知道中国未来的新的增长点是什么。但是我知道的是，如果我们把市场放开，如果我们取消了市场管制，新的市场增长点，自然会涌现出来。政府制造的增长点，不就是光伏，不就是高铁嘛。搞一个垮一个（掌声！）……”
想象一下，如果在这个群情激昂的集会上讲 “颠覆性错误”，会赢得掌声吗？
中国首先是个国家，在这个“根本性问题”上决不允许颠覆，习总此论，就是这个意思。对于某些并不在乎国家盛衰兴亡的企业家们来说，这是来自中国最高政治领袖的政治论，中国的大政治：国家永远高于经济，先于经济。▉
2013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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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
（其个人描述如下）：许小年博士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1999年至2004年，他担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兼研究部主管。在进入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之前，许教授于1997年至1998年任职美林证券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1996年，他在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担任咨询师。1991年至1995年，许博士在美国马萨诸塞州Amherst学院担任助理教授，讲授经济学和金融市场学。1981年至1985年期间，他在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研究员。许博士于1991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博士学位，1981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产业经济学硕士学位。1996年他荣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奖”，以表彰他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研究。许博士的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金融学、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过渡经济以及中国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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