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六四》－－作者於六四當年是中二學生

舊文重傳，今天重看仍然有力！

－－－－－－－－－－－－－－

《我看六四》YY（節錄）  2009-5-27

近日好談六四，本想摻合一下，可惜無時又無心，一拖到今，題目太大，涉及太深，我只略談。

一

八九年，我是中二學生，年少無知，又狂妄自大，讀了一點歷史，以為背上了民族的憂患，千斤擔子兩肩挑，對從傳媒排山倒海而來，高不可攀的概念，諸如民主、自由、人權等，只有接受的份，毫無招架的力。並在6月2日給在中大讀書的師兄「引誘」，買了機票要送物資到北京，後來給家人攔截，革命不成，險釀家破。後來，中共開了槍，悲憤之深，可以想見。在我那個非黑即白的思維裏，誰遺臭萬年；誰又功存千載，顯而易見。

一個初中學生也中了瘋狂的政治春藥，可見其時社會氛圍之顛狂。

二

民運的盼望與六四的鎮壓深深地打擊兩座城市，一是北京，一是香港。

北京是風暴源頭，暴力戰場，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成了城市之殤，但北京畢竟是六朝古都，經歷了數百年的腥風血雨，在政治戰爭中走過來的，見慣風浪，恢復反倒容易；而香港問題更為複雜，它摻雜了諸多的心結，包括：遊子意圖報國的雄心；九七大限的壓力；難民及其後代對中共的猜疑；對內地政治的幼稚理解；對西方政治口號的盲目崇拜；最重要的，還有個半月連續劇式的直播，每天都有高潮，角色忠奸分明，當港人以為劇集可以大團圓時，卻以大悲劇收結！當中的張力和起伏，決非理性可以釋懷，對這種親身經歷的家國大事，港人難免帶着感情，我們的八九悲情是從一幕幕坦克徐走的鏡頭，還有那歷久不息的槍聲而生的。這態度只是感性的、或宗教的、或政治的，要使觀眾相信劇集以外複雜的情節，幾乎不可能。

所以，當時有看直播的香港人，除少數好學深思，或利益驅動者外，終生都走不出六四的結，他們相信那時的角色定位，相信當天電視告訴他們的情節，相信六四還會有下集，叫平反。

四

六四一定會平反的。

但，這不是什麼正義必定伸張，或，歷史會主持公道。

平反六四是一個奪權的好話題，對將來的領導人而言，平反六四內能團結國民，外能展現態度，而六四主事者其時早已風燭殘年，只能挨打，所以，平反六四，只賺不賠。

如果中共執政不變，平反六四便會是文革平反的翻版，由官方定義，由官方執行，由官方鎖定範圍，只是規模小一些，影響淺一些而已。

五

香港人通過參加支聯會的集會，把自己和歷史大事聯繫一起，既滿足了自己虛榮，又搶了道德的高地，鄙視一切“泯沒良知”的“混蛋”，自是一宗只賺不賠的買賣。付少而得多，過數小時悲壯的英雄癮，更可和朋友相聚，何樂而不為呢？

看看香港式的集會：

台上諸君頭繫紅巾、手執火炬、面帶悲慟、目含“淚光”、口吐豪言；

台下民眾情緒激動，口口民主，聲聲不忘，喊叫歌詠，燭光點點。

這只是一場賓主同歡的表演，對平反六四有何成效呢？沒有。

 只成了民主派的票倉，為他們搖旗吶喊，他們騎劫了六四。也只滿足了港人貪生怕死又虛榮偽善的心態。

想一想，支聯會的口號哪一項不需要港人負出代價呢？      

“結束一黨專政”，這是要深入內地，策反抗爭的行為，要冒着殺頭流血的險，敢嗎？

又“建設民主中國”，如何建？最少也要到內地成立機構，做做教育推擴的工作吧？沒有！大陸不允許？看看人家基督和天主教，內地禁教數十年，稍為放鬆，教會便如雨後春筍。

要革命不敢，要作為無力，除了口號，還是口號！

看那港式煽情表演，只講不做，口號是尚，又何能討回一個公道呢?不犧牲又怎能得民主呢？這種廉價的英雄誰不會當呢？難道我們就是這樣教育下一代：每年一個悲情嘉年華，就有民主的一天？

 有一天，維園的主辦者敢跨過羅湖橋，去實行他們的口號，這才叫出息，我們才應該給予他們掌聲。

六

對八九民運，我總想到兩句話：

一是蔡元培說的「殺君馬者道旁兒」。意思是馬跑得很快，路邊的看客不停地稱讚，馬主就不停地加速，結果把馬累死了。正如魯迅所言，在中國，鼓掌會鼓死人的，是謂“捧殺”。

一是法國學者古斯塔夫 勒龐(Gustave Le Bon)在《大眾心理學》(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1896)和《革命心理學》(Les Lois psychologiques de l'évolution des peuples)兩本著作中一再指出的：「對群眾來說，口號越簡單越缺乏嚴謹的論證就越具有益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