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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18日 星期六

《專業權威大崩壞,如何打破不信任》

此文極重要,也有啟發。
文未有香港城大校長郭位
──題外話,他曾認為香港猛推通識課很「奇怪」。是知識吸收上的本末例置。

《專業權威大崩壞,如何打破不信任》
 【聯合報╱社論】 2013.05.17 02:02 am  
不同的場景、同樣的主題故事不斷上演,專業權威不斷受到挑戰。大事例如核能政策,總統府裡請來海外專家演講,反核人士即譏諷「總統找院士來取暖」。小事例如因氣象預報失準導致一場戶外活動臨時喊停受損,廠商即揚言串聯同業上街抗議。莊嚴的場所如法院,則因民間不滿「恐龍判決」的怒火燎原,就在網上對法官進行人肉搜索。人命關天之處如醫院急診室,正進行急救的醫生卻被病患家屬一拳打倒在地……。
這是一個專業權威大崩壞的年代。專家的話沒人聽,裁判的判決也沒人信。碰到爭議,難以講道理;不能講理,只好比嗓門大;嗓門比不過,就只好比拳頭。台灣社會怎麼會落入這種「誰也不信任誰」的境地?
台灣曾走過「打倒政治威權」的年代,這些年下來,老百姓培養出爭取權益、當仁不讓的自主意識。然而,民主的支柱並不只是「我有話要說」的權利意識而已,民主的規則也不是全仰賴「數人頭」的民意取向;例如年金改革和健保費率這樣事關多面向、多元團體利益的議題,不可能由每個人私心期望的「我想要繳少領多」來取決。很多時候,還是必須由專業判斷和專業權威來釐清事理,解決分歧,定奪公共政策。
但眼前的態勢,幾乎沒有一個領域裡仍存在著專業權威,有足夠的威望和公信力,可以獲得民眾信賴。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錯綜複雜,在某些個案中,確實是因為專家意見難以服人,或見解離譜,或出於道德瑕疵。像最近林益世案的一審法院判決,令眾聲譁然,連法界同儕都難以認同;其結果是造成整體司法威信都陪葬。又例如若干環評或政府甄審委員的收賄弊案,或如龍潭購地案中的上級「實質影響力」,都發生專家意見站不住腳,自然影響專業形象,也損傷外界信心。
但在更多的例子裡,未必是專家意見出問題,而是當事人的權益意識過高,爭取個己利益寸土不讓;如果再加上公權力退卻,不但是「會鬧的孩子有糖吃」,且多半讓專業判斷受制於民粹情緒、個案暴力、甚或政治干預。急診室裡有醫護挨打,公務機關裡有立委踹門,大概都可看見「老子我最大」的心態。尤有甚者,堅持己方意見或己方利益的人,不但不試著理解對方的立場,尋求溝通共識,甚至將「非我族類」一律標籤化、汙名化,連專家意見也棄如敝屣。
日前中研院院士、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應邀赴總統府月會演講核電。反核人士如果不贊同其意見,大可下戰書要求公開辯論,針對疑點逐一辨正亦是可行之路;卻如果只能以「學者與總統一搭一唱」的譏諷語言戴他帽子,連理性討論的空間都被壓縮,則還有何種專家願意在這種氣氛的社會裡提出建言?台灣又如何有理性空間的存在?核能影響民生層面至為廣大,正因為爆發危機可能造成的危害不可逆轉,所以更需要由專業知識提供客觀事實及多面向資訊,作為民眾選擇的參考。現今正反雙方如果站在「只有我對」的立場上角力,意見不合彷彿不共戴天,專家才一開口便被抹黑,求「講道理」而不可得,求務實解決亦不可得,這豈是理性社會的發展?而如果不允許專業意見以為佐證,公民論壇又何以奠基?
文明進步的社會,人際之間需要存在相當程度的「信任」作為社會凝聚力的膠水;這樣的凝聚力非出於私人交情或利益連結,而是出於對制度的信任,對法治的信任,對遊戲規則的信任,對專業權威的信任。台灣社會對政治威權早已不屑一顧,現在對專業權威也以挑釁、踐踏為樂,「誰都不信任誰」的下一步會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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