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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10日 星期四

郎咸平:四大错误思维阻碍中国改革进程

【批註:郎咸平自成名後言論有點譁眾(有人會反過來說「他靠譁眾成名」)。他習慣用「說(誇)大話」來陳述觀察,有時失之於喧賓奪主,令某些有警惕作用的觀點被誇言誇語虛質化,有點可惜。
也因此,郎咸平的文章不是每篇都值得看──即使下文,「說大了」的毛病仍零星存在。可是,此文總體來說很有啟發!!尤其是在當下,部份觀點能冷靜思想、刺激思考。
文中「非左即右」的說法提醒得合時。第二節對時弊的剖視也透徹!通篇亮點不少。郎文單就本篇而言,值得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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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四大错误思维阻碍中国改革进程                
2012-05-10 09:52 郎咸平 四月网

面对危机四伏的局面,我们并没有危机意识,反而充满了错误思维,我在新书《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中就指出了非左即右非公即私宏观调控,微观搞活以及跨越式发展(其实就是大跃进式思维)这四大错误思维。就好像妄想症、迫害症与美国如影随形一般,这四种错误思维一直困扰着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

一、非左即右让改革发生严重偏差

非左即右导致中国经济的总体改革思路发生严重偏差。右对市场经济的错误理解,造成了今天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遭到的反弹,而左右相争使改革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所谓看不见的手把一切推向市场之后的结果是什么?房改之后住不起房,医改之后看不起病,教改之后上不起学,退休之后养不起老。
我花了20年时间研究马克思,直到最近才写成薄薄的一本《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最后得到一个非常震撼的结论,那就是马克思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共产主义本身,他真正追求的是和谐社会,其他都不过是手段而已。我们运用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得出的另外一个非常震撼的结论是,人类历史是一部透过法治与民主控制权力腐败的阶级斗争史,法治与民主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确的目标,是为了反腐败开展阶级斗争的结果。被誉为资本主义经济之父的亚当·斯密简直就是马克思的前身。在《国富论》里,亚当·斯密对于资本家剥削工人感到痛心疾首,同时他更感到痛心的是劳动者薪资的衰退。他甚至像列宁一样大力抨击英帝国主义,他说帝国主义不但剥削殖民地的人民,同时他自己的人民也被剥削。从亚当·斯密的书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者。
因此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是一样的,两个人都想达到和谐社会这样一个目的。不同的是,马克思希望透过阶级斗争打击腐败,实现民主与法治,达到和谐社会的目的;而亚当·斯密希望透过一只看不见的手杜绝腐败,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那么,我想请问各位,亚当·斯密跟马克思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如果各位跟我们的想法一致的话,那各位会发现他们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所以,我要给出自己的建议,我们一定要务实,千万不要把手段当做目的,为,为右而右,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有希望。

二、非公即私,僵化了经济,割裂了社会

非左即右造成的恶果之一就是形成非公即私的错误思维,进而导致我们习惯把所有问题都当成经济问题来解决。更糟糕的是,我们意识不到当今很多问题,比如国企改革、房地产调控等其实并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非公即私的思维不仅割裂了国企和民企政府与社会经济与社会的天然联系,也人为地造成了社会的对立。我告诉各位,任何一种产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其实都能做好,关键是看我们如何定位和管理。任何一种事业,政府和社会都能办好,关键在于政府能不能公平有效地分配资源。
看看今天的英国,在经济领域里是资本主义,英国的电网、民航、石油、电信等等在撒切尔夫人时代都民营化了,而英国的金融、银行、保险等等一直都是私营的。但是,在社会政策领域里却是社会主义——医疗是免费的,教育主要是对外国人收费,房子有廉租房,有租房津贴,有按揭减税。
我们呢?我们很多应该公有的却比英国还市场化。我们坚持非公即私,因此很多行业都不许私有机构进入。可遗憾的是,我们所谓公有的却被特殊的方式市场化。医疗机构表面上是公有为主,但是这些机构却一边拿着财政拨款,一边推行以药养医。教育机构表面上也是公有为主,但是很多公有学校一边拿着财政拨款,一边以各种名义收取填坑班、择校费这些极具创新的费用。那我请问,既然教育、医疗面对的都是老百姓,为什么我们不能给民营学校、民营医院提供平等的财政补贴?为什么不能给私立机构的教师、医师以平等的职称待遇?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打破公私偏见?
在基础资源领域,我们表面上强调要坚持公有制,实际上是一种偷懒,一种回避。我们习惯在产权上玩花拳绣腿,我们喜欢承包、股份制这种企业层面的小改革,不喜欢对资源的产权体系、价格体系、分税体系、反垄断体系进行系统改革。我们航空企业的航班时刻、电信企业的无线频谱资源、能源企业的税费体系,还有电力企业的双轨制价格管控,这些重要的资源产权制度都有极为严重的改革偷懒。我们习惯把这些都笼统归为公有制,不仅造成了低效腐败,更是使我们的国企、民企都成了最终的受害者。
房地产最有意思,名义上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但是,一级土地开发权被地方政府垄断着,建设用地指标被有关部门把持着。除此之外,我们在很多领域都有自己的特色,石油、铁矿石的进口大部分都被国有企业垄断,民航表面开放但是航线却被国有企业垄断,金融表面开放但是却以审慎监管为名始终不给民营资本真正的空间,连出租车这么个完全无关经济安全的行业竟然大部分都是公有。而这些领域,在人家那里都是彻底的市场化。
我想说的是,非公即私的错误思维如果不得到改变的话,我们经济行为的社会成本就会非常高昂。国企能做好的就交给国企去做,民企能做好的就该允许民企去做;政府能做好的就由政府去做,市场能做好的,就让市场去做,社会自己能做好的就该允许社会自己去做;都能做好的,就该放开了让大家都去做。不要总把对立起来,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凭什么把它们对立起来?

三、宏观调控,微观搞活成了新教条主义

我们的宏观调控,微观搞活已经僵化为教条主义。我们总说宏观调控,微观搞活,这就人为制造了宏观和微观的割裂和对立。我们爱说宏观调控,结果是很多人就把调控简单地理解为只有宏观就够了,宏观调控好像就是拨点预算、搞搞投资、加息减息、调调准备金、正回购逆回购这么简单。微观搞活就变成了微观层面什么都可以搞,于是,各地产业园遍地开花,食品安全屡出问题,但是地方政府却觉得这些只是微观问题,产业还是要扶持。绿大地从筹备上市到上市之后的财报一直蓄意造假,恶意圈钱3亿多元,被披露之后,不断有人找理由说它是地方龙头企业,这么做也是为了搞活经济。结果是,地方法院不对大股东本人罚款也就罢了,竟然只判了三年,而且还缓刑了四年!处罚之轻,在西方市场经济中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欧美发达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包括反垄断调查、行政法院体系、行业合规监管、价格听证制度、吹哨检举揭发制度、知识产权体系,而这些都没有在中国落地生根、发挥调控经济的作用,也没能成为维护经济公平秩序和市场竞争伦理的基石。
在宏观调控方面,我觉得我们政府最应该做的,是营造一个公平的营商环境,可是我们没有。我们留给民营的基本都是国有企业不愿意做的辛苦行业。我们的民营和个体企业现在都集中在四大产业:一是房地产及中介;二是批发零售和商贸物流;三是制造业及进出口;四是餐饮服务及农副产品。这些行业都是利润最薄、税负最重的。但是,我们的民营和个体企业却创造了85%以上的就业,吸纳了85%以上的下岗职工和农村劳动力,上缴了83.5%的税金。而从事这些行业的人这么辛苦地工作,却只存钱不敢花钱。我们应该给他们营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环境,让他们敢花钱敢投资。
宏观调控,微观搞活这种思维管理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过随意,没有科学性。我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因为过去我们把很多该搞活的都给宏观起来了;把该调控的都给微观起来了。直到今天,我们在很多方面仍是这样。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地价和地产方面都是国家调控的重要领域。而我们呢,地方政府、国有房企和私营房企,都在积极地搞活,其中地方政府搞活的力度最大。我们地方政府的很多行为在德国和法国都属于违法行为。我告诉各位,今天中国经济的很多问题就是地价和地产搞活造成的,包括制造业萎缩、服务业不振、高利贷、通货膨胀、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对立等。

四、大跃进式思维,扭曲了改革路线,不断地制造经济灾难

公路、风电、高铁这些项目一窝蜂地上马,都说明我们还是没有离开大跃进式的经济发展思维。我们喜欢从一开始就制定高目标、大目标,然后再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大跃进式的目标,甚至连动员口号都还是大跃进式的。比如几年前刘志军治下的铁道部天天喊着跨越式发展;比如首钢搞世界最大的高炉——1号高炉,到最后炼钢质量不过关,还亏损了50亿元。这不都是大跃进造成的后果吗?我们的产业振兴,比如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定下年产50万辆电动汽车的目标,因为得不到市场认可,一年产量才7181辆,这不是在放卫星吗?
还有保障房建设,各地一窝蜂地开工,可是有没有人仔细想过,资金怎么周转、怎么回笼?本来挺好的政策,完全可以透过循环开发,持续十年造福亿万百姓,却非得一口气花光所有的钱,造成现在这种遍地开花、遍地停工的局面。我们总是以建房为目的,却忘了对于老百姓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现房,而是稳定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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