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殖民化 乃是香港當務之急 邱逸
http://www.CRNTT.com 2015-10-07
00:34:13
中評社香港10月7日電/香港歷史研究者、香港嶺南大學高級講師邱逸
在中評社發表專文。
作者強調：“不要以為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就能扭轉頹敗，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在意識上，經濟好不好都不能夠緩解這種病態，還是會好了傷疤忘了疼；香港經濟這幾年好了，一些港人便‘吃了奶又罵娘’。對付幻想的最好方法是讓部分港人認清事實，“去殖民化”是香港當務之急，是香港擺脫現在沉淪困局的唯一方法。”文章內容如下：
這陣子的熱門話題，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提出，香港不僅沒有“去殖民化”，反而“去中國化”，這話題把本已壁壘分明的輿論戰場刺激得更為熾熱，論者多在“殖民地化”、“中國化”“依哪一條法去殖”等問題上插科打諢，大抵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
今天，我想把重點放在更宏觀一點：為何有為數不少港人迷戀殖民地，甚至美化殖民地歷史？簡單的想法是那些人“犯賤”、“軟骨頭”云云，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香港存有不少對殖民者公然感恩戴德的人，這是世上罕有的，斷非簡單的歸邊可以說清的。
2003年，我曾在文章中用“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去容形香港和英國的關係。失去香港，開啟了中國割讓國土的惡例，成了屈辱歷史的起點。但另一邊廂，沒有《南京條約》，就沒有香港。香港也的確充當英國勢力進攻華南的橋頭堡，它和母體在從屬上分道揚鑣後，發展上也南轅北轍。開埠後，19世紀香港的財富增長主要得益於三方面：轉口貿易、鴉片走私和苦力貿易。香港的第一桶金就是來自後面兩個不光彩的貿易。
香港既成大陸逃難者的避風港，又是殖民者加害母國的幫兇，形成了“中國愈衰敗，香港愈繁榮”的怪現象。形象地說，香港的發跡是人質幫著劫匪搶奪，從中分得了微薄的賊贓。部分港人對殖民統治自是沒有抗拒之心，而他們自始也發展出一奪扭曲病態的、助紂為虐的歷史觀。
問題的複雜更在於殖民者──英國是來自工業文明，國家更強大、財富更多、制度更先進、觀念更文明，這非農業社會的大清可比，故才有1923年孫中生到訪港大時所說：“革命思想係從香港得來”之語。對整個中國來說，英國既是魔鬼，又是天使。但對香港來說，英國魔鬼一面淡化了許多，港人還因英國剝削中國內地而得益，而且，還有一重恩德：給南下難民容身之所。
戰後，這種歷史觀更因三大因素而更為扭曲：
第一，香港借著中國內地閉國、大量難民南來佔得產業轉型先機，成了亞洲四小龍之一。所有在八十年代回鄉省親的人，都會以來自香港而感到非常光榮自豪，來自殖民地不單沒有羞辱感，還是一張耀眼的名牌，是優越感的所在。
其次，今天的香港人大多是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因內地種種天災人禍而逃來的難民，他們和後代有了這種先苦後甜的經歷，對母體、對大陸總有種種複雜的感情：有恨其不爭的、有民胞物與的，也有羞與為伍的。
第三，港英政府長期抑壓、修改中國歷史教育，一是使之“非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即壓抑和化解可能挑起反殖民族主義的學科內容；第二是“去處境化”（decontexuatlization），透過課程內容的編排，刻意解構課程的整體性，削弱民族情感元素，從而使其失去原本可以體現的民族主義影響。於是，我們就不難理解，在國際媒體微妙的操弄下，拿著高薪厚祿為殖民者效勞、對香港民主自由毫無貢獻的人為何會被稱為“香港良心”了。而在簡單膚淺又黑白分明的“民主／專制”理論劃分下，本應是中國人揚眉吐氣的七月一日，就變得微不足道了，而回歸前泡沫經濟下的好景又剛好在回歸後不久爆裂，結果，對一些港人而言，“七一”不僅沒有值得稱道之處，反而是香港衰落的象徵。
更吊詭的是，回歸前，港人即使有著或多或少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但民族認同是清楚而堅定的，即使是最頑固的民主派，也只是說“愛國不愛共”等，“愛國”是港人的最大公約數。但回歸後，特別是去年佔中後，“迷殖”、“反中”，“本土”等怪論四起，成了中國特別行政區的香港，竟會比殖民地時更“迷殖”，更“去中國化”，背後的原因更叫人深思。
我認為問題出在香港回歸時，沒有在三個最重要的層面“去殖民化”：公務員、傳媒和教育解決問題，以為換了國旗、駐上軍隊就萬事大吉。
九七年回歸後，政府官員幾乎全部留任，好處是政府運作順利過渡，壞處卻是殖民思維也順利過渡，本來這應是權笡之計，但日後卻成堅定政策，這方面後患無窮。一方面，它在精神層面到了肯定殖民統治的作用，延續了既有勢力，而新生代的價值觀必更為混亂；另一方面，公務員──尤其是高級公務員和英美的關係糾纏不清，他們的下一代幾乎都在英美受教育，既充當了人質，又在價值觀上傾向英美的所謂普世價值，這些公務員制定和執行政策，又有多少會站在愛國愛港立場去考慮問題。
回歸前，殖民政府不會放任傳媒暢所欲言，它通過牌照、稅收、放料、新聞法和公安法等多種手段“監管”傳媒，使傳媒不會對殖民攻府的界線雷池半步。回歸後呢？特區政府好像只有捱傳媒打的份兒，傳媒把言論自由放到最神聖位置，並以此為四處攻擊的憑藉。靠公帑維生的香港電台成了民主派的助選員，“佔中”的鼓吹者，“反中”的宣傳機器。而一些法輪功的宣傳刊物以免費報紙的形式，堂而皇之地在鬧市派發，出入自由。特區政府放任這些非法傳媒大肆造謠，結果是在反政府的傳媒加上社交網絡的合圍下，政府在輿論戰場上慘敗，施政癱瘓，寸步難行，並成眾矢之的。
最後就是教育，龔自珍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章太炎也有“國之有史久遠，則滅亡之難”，所以歷朝當政者都是把歷史的解釋權緊握在手上，英國人如是，但特區政府做到殖民政府百多年來做不到的事：閹割了中國歷史教育。在回歸前，初中中國歷史科是港人子弟較全面學習中國歷史的唯一機會，亦是那時民族認同的重要基石，但回歸後的初中，在強調校本課程發展、課程綜合統整的影響下，學者梁一鳴指出，“當前的初中中史教學問題造成了課程的虛有化，初中中史的獨立性、必修性大打折扣，可以為學校隨意刪減。”此外，現在不少學校的初中中史教育，有把中西史合併的傾向，美其名是教學能做到“同一個時期，世界各國同時進行的各種活動。”可是，真的施行起來是使歷史教育更破碎、更片面、更沉悶。文明以兩河流域為始，到希臘，再到夏商周，這段時期較易處理，因為各文明間的起落易於區分，你方唱罷我登台。
不過，再往下去，問題便來了，羅馬帝國（西元前27年—476年）和秦漢朝（西元前221年—220年）的歷史有所重疊，那我們究竟仍以時間為軸線，還是以文明為分界？而這問題愈往近代愈見嚴重，到18和19世紀，歐洲各國並起、非洲美洲殖民地競逐、中日韓歷史的轉折，錯綜複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何講解“同一個時期，世界各國同時進行的各種活動”？結果，回歸後學生的史識有多高，民族認同有多深，從他們去年在“佔中”上的種種行為和言論，不是明證嗎？
假如中國內地永遠是弱不禁風的清末，或是軍閥割據的民國，那個“中國愈衰敗，香港愈繁榮”的規律可以繼續書寫。然而，自內戰結束後，百廢已興，百年來的屈辱史終於掀過了，特別是踏入九十年代後，中國內地經濟全面起飛-----歷史上，香港人首次面對一個強大的中國內地。過去五六十年來，香港社會都是在俯視中國內地，香港發展更好更快更現代，也自覺更文明。但這種俯視在過去十年無以為繼，反而要倚靠他們看不上眼的人來救經濟，內裡的滋味，冷暖自知。所以，部分港人只能在心理上把自己打扮得更文明、更普世來重建這種優越感，並從各方面來突出“我”跟中國內地的不同，一方面是一種阿Q的勝利，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計唱衰中國內地，形成病態的、反中的本土認同。
這樣下去，香港必然自絕於中華，自成孤島，一個涼薄又與十三億同胞隔閡的孤島，其舉目無親、自找麻煩可以想見；一個天然資源缺乏的自由港自我封閉了，其經濟衰落、自行邊緣可以想見；一個沒根沒歷史的城市，其價值混亂、認賊作父也可以想見。
最後需要強調的是，不要以為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就能扭轉頹敗，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在意識上，經濟好不好都不能夠緩解這種病態，還是會好了傷疤忘了疼；香港經濟這幾年好了，一些港人便“吃了奶又罵娘”。對付幻想的最好方法是讓部分港人認清事實，“去殖民化”是香港當務之急，是香港擺脫現在沉淪困局的唯一方法。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