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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4日 星期三

雷鼎鳴好文一篇!!《知識分子不應怠忽責任》

雷鼎鳴好文一篇!!《知識分子不應怠忽責任》
(同時附上他回應林行止的一篇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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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不應怠忽責任》   雷鼎鳴
02/09/2013 晴報

葉建民教授上周五在《明報》發表大作《誰在真正搞亂香港》,對「幫港出聲」諸君及我作了一些無的放矢的批評。葉老弟素來支持理性分析,但這次卻不知何故,頗顯得心煩氣躁,似是失準之作。這類文章本不用回應,但我敬重葉老弟為人,惟有對他兩個觀點表達一點自己的看法。
葉老弟的主要指控是問我們為甚麼對「『愛』字頭和各式支持建制團體路人皆見的劣行」置若罔聞,反而去批判「佔中」的倡議者?我的長期讀者都知道,我討厭語言暴力,若有真正暴力出現,亦十分支持警方依法辦事,把犯事者緝拿歸案。我一向最擔心的,亦是香港社會出現撕裂,但這意味着我一定要先罵「愛」字頭才批評「佔中」諸君嗎?我未搞清楚情況前,不會隨便罵人。

處事要分優次輕重
「愛」字頭各路人等我並不認識,對一些混在當中,葉建民口中說的「敗類」更不知其來歷;傳媒對他們的報道,亦各自從其立場出發,若不長期花上時間觀察,怎可輕忽判斷?在影響力規模而言,「佔中」所可能造成的損失數以十億計,動員人數亦可能過萬,豈是「愛」字頭等區區數十人的影響所能比擬?處事的優先次序,豈不一目了然?我們豈能輕重不分?
話說回來,用錯誤方法表達自己的訴求,我絕不認同,但葉老弟也清楚知道,率眾「踩場」,狙擊政治對手,「維園阿哥」式歪風絕非「愛」字頭所創。香港過去幾年政治生態飽受此劣行所困,我卻未見泛民黨派大張旗鼓去聲討他們。「剃人頭者,人亦剃之」,別人「有樣學樣」,泛民豈不悔不當初?不過,歷史也告訴我們,選舉中,中間泛民政黨最痛恨的敵人其實是激進泛民,今天較中間的所謂建制派,也應對激進建制派保持戒心。至於我,既非泛民也非建制,人微言輕,激進泛民或建制,哪有興趣聽我勸喻?
葉建民提出的第二個重點是「街頭政治運動的興起反映有人認為在建制內爭取公義成效不彰,所以要轉戰街頭。」他又認為「政策的所謂好壞,不應只是在於是否合乎科學原則、經濟效益又或既定程序,受眾的喜惡才是關鍵」,因此政府委任在諮詢架構中的「精英」,不要再活在雲端云云。
我相信葉建民的分析犯了一些硬傷。這裏有兩個問題:民意如何掌握,以及知識分子在公共決策中應扮演甚麼角色。
已故美國政治科學會會長黎卡(William Riker)曾把民主分為民粹主義民主及自由主義民主兩類。前者假設了民意可知,並以此為政策基礎;後者則謙虛得多,認為民主大有局限,對它不用有太大奢望,只要把握它,使人民有權任免政治領袖便可。黎卡利用數理經濟學中早已證明的一些定理,指出民意根本不可知,任何以為自己知道民意若何的想法都只是幻想,所以民粹主義式的民主根本站不住腳。此中涉及的理論複雜,將來再詳論,但在此處我可較簡單地指出,街頭中出現的訴求,絕不可便把它當成社會的民意。
社會中追尋利益的所謂「尋租活動」,人人誇大自己的損失,無限化自己的訴求,在香港我們還見得少嗎?這些活動其實很合乎不同團體私自的利益,我們不可怪當事人但卻必須審視他們背後的動機。這些訴求當中,很多是有衝突的,例如不少港人希望樓價下降,所以認同發展新界東北,但同時亦有人在那裏耕種,要得到巨額補償才肯離開。此類問題涉及不同利益的人、人數多寡及利益的深度,街頭政治怎可能帶來準確資訊以助民主政府找出真正的民意所在?我們必須明白,社會中人各有不同訴求,所謂社會的「共有意志」只是一不存在的虛妄。

街頭訴求不可當民意
至於知識分子的角色,我們也要搞清楚,知所進退。掌握某些團體訴求並作其代言人,邏輯上是做得到的,但若說可知道總體民意,卻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念當作全民訴求,並充當救世主,是十分虛妄的行為。知識分子應發揮自己的專長,才能起到最大貢獻。他們的專長是甚麼?便是以科學方法,分析不同政策會帶來的後果,然後再讓公眾知道,決策則留給公眾我與政府一直保持距離,極少提出政策建議,我所做的,只是以專業知識批判地審視別人提出的政策有無不妥。這是很艱苦的工作,而且沒有薪水,沒有回報,我的朋友很少會對這類義工有強烈興趣,但這是知識分子的責任,不應怠忽。
(本欄逢周一、三、五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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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另一篇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By 雷鼎鳴  |   2013-09-03
牢騷太盛防腸斷香江何堪撕裂忙       

拜讀林行止先生8 28 日大作〈論政負責當如何怕亂怎能防害生〉,頗生感觸。我三年前在《信報》寫過兩篇有關社會兩極化的文章【註】,其預言竟一一應驗。
我在這些文章中,要解答的其中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是: 「在一個社會中,很多時人民的價值觀非常接近,所觀察到的事物訊息也大致相同,為什麼也出現意見嚴重對立的兩極化情況?」見到相同的事,大家也可能有南轅北轍的解讀,若是連事實也搞錯了,有些陰謀論式的揣測豈不自尋煩惱?
眾所周知,我雖不是「幫港出聲」的成員,但對它卻大力支持,我甚至可自稱為它的催生者之一。6 月中,鄭赤琰教授託一位朋友約我到陸羽午茶,在我年輕時他曾幫過我很大的忙,若沒有他,我是不可能赴美讀研究院的,幾十年未見,鄭教授當時顯然已忘記此事。他的約會我是一定會去的,席中尚有初見面的吳宗文牧師及他教會的一些信眾,大家一見如故。吳牧師生具童顏,望之如三十許人,我便有點倚老賣老,後來才知他年長於我,真正失敬。

社會意見「雙峰分布」
大家談話焦點很快便涉及香港的時局,對香港主流媒體的一些評論頗不以為然,而且認為其脫離了實況。我們所接觸到的各階層人士,很多都認為不少媒體是非不分,對「佔中」活動也十分反感,卻苦於無法發聲,相當壓抑。我大力鼓動他們應組織起來幫沉默的大多數說話,席中人也甚表認同。隨後有一些飯局商討大事,我因常不在港,不能全部參與,但知何濼生及周融也有參加;大家事忙,周融肯犧牲時間,很多具體事務當然是他負責了。我不是正式成員,原因十分簡單,自我二十七、八歲以後,除了學術團體外,從不參加任何組織,而且今次參加者起碼要每人捐助五千大元,而我除了願意給教育團體捐款外,其他一切免談,總不能不捐錢便厚臉皮當成員也!
由此可知, 「幫港出聲」的出現只可能是自發,絕非與其他同道或不同道團體「分流」對付什麼不同的對手。近來較激進的組織的有關人等,我記憶力不足,想不起有誰是我認識的。至於在報章賣廣告的「一寶」,我至今仍未讀他的廣告(我不買報紙多年,只靠Wise News,廣告我不會見到的),我問過「幫港出聲」的辦事人,被告知無人知道他是何方君子,我工作極度忙碌,也就不評論他的觀點了。至於鄭赤琰所寫的文章,是「幫港出聲」唯一一篇回應行止兄的文章,這是我們都贊同的行止兄德高望重,不回應便是不敬。

講完我所知的有關「幫港出聲」出現的前因後果,我們還須分析判斷香港在發生什麼事。

首先,我認為香港當前最須注意的問題,是社會正在被撕裂,它的重要性比選舉制度更甚。什麼才算撕裂?按照我三年所寫文章的定義,倘若社會中人的意見、價值觀、判斷等等出現所謂的「雙峰分布」(bimodal distribution),而且兩峰之間距離甚遠,各自的人數也頗為接近,這便是撕裂。在一個正常穩定的社會,大多數人的意見、判斷等等會十分接近,中間的人多,兩個極端的人少,這便是「單峰分布」(monomodal distribution)。兩種分布所引起的後果十分不同。
我們就以「佔中」一事為例。主流傳媒過去在不少事上能反映大多數港人的意見取向,但在此事上已經是不能了。主流傳媒所組織或刊登的文章中,支持「佔中」的顯然是大多數,但我自己接觸各院校的學術界朋友或大學時同學,卻鮮有認同「佔中」一事,有些還意見強烈,常希望我多替他們說話。我在街頭上、地鐵裏,時有陌生人告訴我他們認同我的觀點;在參加過不少的論壇中,我聽到的反對「佔中」聲音也是很強的,其中不少還理據十足。會否這些只是個人印象,殊不可靠?這有可能,但我所讀到的各種民意調查,反「佔中」的人數都遠高於贊成「佔中」的,有些還高出100%以上,讀者可自行審閱各種報告。當然,既有主流傳媒的支持,贊成「佔中」的人也不會太少,這便滿足了我上面所的撕裂的條件:人數差不了多少,但意見兩極。
撕裂已經出現的另一特徵,是極端的思想亦早已出現。我在《信報》近年寫過百多篇文章,篇篇皆花過大量時間作考據,完全以說理為基礎,但過去亦曾收過一些語帶恫嚇的信件,這類信件我看來頗具娛樂性,可惜近來少收了,頓感失落。反對「佔中」的吳宗文牧師告訴我,他曾收過刀片、陰司紙及恫嚇信,此種疑似黑社會行為帶有政治意圖的活動,在港早已出現;但事實歸事實,當然不可能是政府主使的,中間派的泛民顯然也與此無關。

重回中間做法合理
我數月前到梵蒂崗開有關失業問題的學術會議,蒙教宗接見祝福。回港後與吳牧師午宴,聽他在飯前禱文中說感謝上帝,因為祂奇妙的安排,得以找到我當上反對「佔中」的工具云云,對此我當然感到汗顏。日前某報的八卦版卻說反對「佔中」之人「群魔亂舞」,我是平凡一個,非聖非魔,卻連忙對號入座。上帝工具與魔之間差異大得使人啼笑皆非,但這也是香港不同人等價值觀撕裂的另一旁證了。
社會撕裂可帶來什麼?民主制度可以使人民送走他們不喜歡的官員,但即使這是最好的制度,在撕裂了的社會中,它也不可能運作良好。歷史上一些國家因宗教或種族等問題而致人民嚴重對立起來,當中所衍生出的戰爭、動亂和暴力都是民主制度無法化解的。我三年前的文章引用過一些研究報告,指出在民主社會中,因自由較多,對立的社群更易出現暴力。我當時亦提過牙買加一例,此國比香港更民主,但社會撕裂問題嚴重,暴力事件層出不窮。現在我們大概可加上埃及作為例子,民主與暴力並存,管治舉步維艱,經濟建設是談不上了。從這些經驗看來,若港人嚴重撕裂,就算有所謂的「真普選」,香港的管治也會十分困難。兩派勢均力敵,裂縫可能也難以彌補,這會是香港的不幸。
社會撕裂的不利是顯而易見的。三年前我的文章曾引用兩位著名經濟學家的數理模型詳細解釋「單峰分布」的社會理論上如何演變成「雙峰分布」,篇幅所限,現不再重複。不過,香港這幾年的經驗,也確有啟發性。香港社會的撕裂,在開始的階段,很可能源自立法會選舉中的「多議席單票制」。各區選舉中,只得幾個百分點選票的人也可能與得票20%以上的人一齊進入立法會平起平坐,這自會引發一些人專攻極端路線;但他們絕不會滿足於幾個百分點的選票,接一定希望挖走較接近他們的中間黨派的支持者。我與一些中間泛民的頭面人物交流時,明顯覺得他們最憎惡的是激進泛民。眾所周知,在去年選舉時,後者的主要攻擊對象不是民建聯等黨派,而是中間泛民。中間泛民如何應付?他們可以堅持立場,但亦有可能為了減少攻擊,自己也被拉扯向極端處,這已是撕裂的開始了。
在同一時候,我們也隨處可看到語言暴力的湧現。從前此等侮辱性的攻擊語言只充斥於網絡,現在則早已傳染到主流傳媒中去。此等語言, 「明屈」別人的居多,自會引起別人反感,從而反擊。語言暴力會衍生更多的語言暴力,更而再衍生出真正的暴力,現在香港恐怕已漸漸步入這階段。一些親泛民的評論員在泛民的語言暴力及諸如「維園阿哥」出現時怯於批判、甚至作出愛護姿態,到今天便要面對必然會因此而出現較極端的捍建制派的人士,這是很不幸的。他們只把此種進一步撕裂的責任推到他人身上,是對歷史的不忠實。
從中間建制派的角度出發,他們或許為一些激進建制派的出現而感到吐了一口烏氣,但這也可能是危險的。目前中間與激進建制派也許沒有大矛盾,但正如激進泛民與中間泛民互相視對方為最大仇人一樣,將來激進與中間建制派一樣可能出現矛盾。若從香港整體利益而言,堅守中間路線,不走極端,勸喻已分裂的人下下火,重新走回中間,減少撕裂,才是最合理的做法。
我反對「佔中」,原因之一是它本身正是一撕裂行動。主辦人說他們倡議愛與和平,我在多篇文章及公開場合中反覆維護他們的人格,但對行動的本身卻強烈批判。「佔中」諸君雖有媒體不遺餘力拱護,但始終得不到多數人的支持,原因是很多人不滿自己會無端遭到損失。中環是香港經濟的心臟,在那裏搞佔領,有如在油站開野火會,當中風險所引發的損失卻要由無辜者承擔,你要他們生不生氣?民主從來講法治與授權,你要反民主的方法去爭取民主,正是走向了自己的對立面,如何可取信於人,你所說的愛與和平是真心實意的?況且也沒有多少人相信倡議「佔中」的人有能力防止暴亂出現。

佔中佔維差別巨大
我與一些泛民領袖交談過後,感到他們雖是騎虎難下,但已經開始害怕這是會失去選票的舉措。有些參與者可能天真地認為,「己方」只是在虛張聲勢,把「對方」嚇怕而讓步(其實我不肯定他們的「對手」是誰)。若然如此,則把「對方」看得太低了。
其實「佔中」若要得回道德高地,贏到多一些人支持,只要稍為調整方法便可。經濟學上有一概念叫「以昂貴成本作後盾的訊息發放」(costly signalling),你就算自吹自擂說自己其實是和平的,別人也會認為口說無憑;要取信於人,必須put moneywhere the mouth is,肯付出代價證明自己沒有侵害別人利益之心。最簡單方法莫如改為「佔領維園」,不是中環;至於自稱願意坐牢,別人並不關心。
這個改變了的行動因為破壞不了香港的經濟利益,所以「聲勢」會稍弱,但這個代價卻是要付的,否則別人不會相信你。行止兄說可佔領遮打花園,可見他也知問題之所在,但遮打花園太小,佔領此處不犯法,所以來者一定太多,街道最後一樣被人群佔領,行不通。維園不然,地方可容納數以十萬人計,暴力較難發生,港人經濟受損輕微,大家抱包容之心便可把怨恨抹去,與中環大大不同。
香港政府需要和諧,爭取民主制度的人一樣需要明白撕裂香港不利民主,同時也損害經濟。「佔領中環」強要別人承受損失,嚴格來說是一種暴力行為,加劇撕裂香港。但「佔維」卻可把此種暴力因素化解掉。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註】〈社會兩極化的成因與後果〉與〈優質民主與政治兩極化〉(寫於2010 6 21 日、28 日)兩文,載於拙著《幫香港算算賬》,在我的博客中亦可找到。 
雷鼎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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