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鼎鳴好文一篇！！《知識分子不應怠忽責任》

雷鼎鳴好文一篇！！《知識分子不應怠忽責任》

（同時附上他回應林行止的一篇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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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不應怠忽責任》　　　雷鼎鳴

02/09/2013 《晴報》

葉建民教授上周五在《明報》發表大作《誰在真正搞亂香港》，對「幫港出聲」諸君及我作了一些無的放矢的批評。葉老弟素來支持理性分析，但這次卻不知何故，頗顯得心煩氣躁，似是失準之作。這類文章本不用回應，但我敬重葉老弟為人，惟有對他兩個觀點表達一點自己的看法。

葉老弟的主要指控是問我們為甚麼對「『愛』字頭和各式支持建制團體路人皆見的劣行」置若罔聞，反而去批判「佔中」的倡議者？我的長期讀者都知道，我討厭語言暴力，若有真正暴力出現，亦十分支持警方依法辦事，把犯事者緝拿歸案。我一向最擔心的，亦是香港社會出現撕裂，但這意味着我一定要先罵「愛」字頭才批評「佔中」諸君嗎？我未搞清楚情況前，不會隨便罵人。

處事要分優次輕重

「愛」字頭各路人等我並不認識，對一些混在當中，葉建民口中說的「敗類」更不知其來歷；傳媒對他們的報道，亦各自從其立場出發，若不長期花上時間觀察，怎可輕忽判斷？在影響力規模而言，「佔中」所可能造成的損失數以十億計，動員人數亦可能過萬，豈是「愛」字頭等區區數十人的影響所能比擬？處事的優先次序，豈不一目了然？我們豈能輕重不分？

話說回來，用錯誤方法表達自己的訴求，我絕不認同，但葉老弟也清楚知道，率眾「踩場」，狙擊政治對手，「維園阿哥」式歪風絕非「愛」字頭所創。香港過去幾年政治生態飽受此劣行所困，我卻未見泛民黨派大張旗鼓去聲討他們。「剃人頭者，人亦剃之」，別人「有樣學樣」，泛民豈不悔不當初？不過，歷史也告訴我們，選舉中，中間泛民政黨最痛恨的敵人其實是激進泛民，今天較中間的所謂建制派，也應對激進建制派保持戒心。至於我，既非泛民也非建制，人微言輕，激進泛民或建制，哪有興趣聽我勸喻？

葉建民提出的第二個重點是「街頭政治運動的興起反映有人認為在建制內爭取公義成效不彰，所以要轉戰街頭。」他又認為「政策的所謂好壞，不應只是在於是否合乎科學原則、經濟效益又或既定程序，受眾的喜惡才是關鍵」，因此政府委任在諮詢架構中的「精英」，不要再活在雲端云云。

我相信葉建民的分析犯了一些硬傷。這裏有兩個問題：民意如何掌握，以及知識分子在公共決策中應扮演甚麼角色。

已故美國政治科學會會長黎卡（William Riker）曾把民主分為民粹主義民主及自由主義民主兩類。前者假設了民意可知，並以此為政策基礎；後者則謙虛得多，認為民主大有局限，對它不用有太大奢望，只要把握它，使人民有權任免政治領袖便可。黎卡利用數理經濟學中早已證明的一些定理，指出民意根本不可知，任何以為自己知道民意若何的想法都只是幻想，所以民粹主義式的民主根本站不住腳。此中涉及的理論複雜，將來再詳論，但在此處我可較簡單地指出，街頭中出現的訴求，絕不可便把它當成社會的民意。

社會中追尋利益的所謂「尋租活動」，人人誇大自己的損失，無限化自己的訴求，在香港我們還見得少嗎？這些活動其實很合乎不同團體私自的利益，我們不可怪當事人，但卻必須審視他們背後的動機。這些訴求當中，很多是有衝突的，例如不少港人希望樓價下降，所以認同發展新界東北，但同時亦有人在那裏耕種，要得到巨額補償才肯離開。此類問題涉及不同利益的人、人數多寡及利益的深度，街頭政治怎可能帶來準確資訊以助民主政府找出真正的民意所在？我們必須明白，社會中人各有不同訴求，所謂社會的「共有意志」只是一不存在的虛妄。

街頭訴求不可當民意

至於知識分子的角色，我們也要搞清楚，知所進退。掌握某些團體訴求並作其代言人，邏輯上是做得到的，但若說可知道總體民意，卻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念當作全民訴求，並充當救世主，是十分虛妄的行為。知識分子應發揮自己的專長，才能起到最大貢獻。他們的專長是甚麼？便是以科學方法，分析不同政策會帶來的後果，然後再讓公眾知道，決策則留給公眾。我與政府一直保持距離，極少提出政策建議，我所做的，只是以專業知識批判地審視別人提出的政策有無不妥。這是很艱苦的工作，而且沒有薪水，沒有回報，我的朋友很少會對這類義工有強烈興趣，但這是知識分子的責任，不應怠忽。

(本欄逢周一、三、五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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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另一篇 :

信報財經新聞

A17  |   時事評論  |   By 雷鼎鳴  |   2013-09-03

牢騷太盛防腸斷香江何堪撕裂忙       

拜讀林行止先生8 月28 日大作〈論政負責當如何怕亂怎能防害生〉，頗生感觸。我三年前在《信報》寫過兩篇有關社會兩極化的文章【註】，其預言竟一一應驗。

我在這些文章中，要解答的其中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是： 「在一個社會中，很多時人民的價值觀非常接近，所觀察到的事物訊息也大致相同，為什麼也出現意見嚴重對立的兩極化情況？」見到相同的事，大家也可能有南轅北轍的解讀，若是連事實也搞錯了，有些陰謀論式的揣測豈不自尋煩惱？

眾所周知，我雖不是「幫港出聲」的成員，但對它卻大力支持，我甚至可自稱為它的催生者之一。6 月中，鄭赤琰教授託一位朋友約我到陸羽午茶，在我年輕時他曾幫過我很大的忙，若沒有他，我是不可能赴美讀研究院的，幾十年未見，鄭教授當時顯然已忘記此事。他的約會我是一定會去的，席中尚有初見面的吳宗文牧師及他教會的一些信眾，大家一見如故。吳牧師生具童顏，望之如三十許人，我便有點倚老賣老，後來才知他年長於我，真正失敬。

社會意見「雙峰分布」

大家談話焦點很快便涉及香港的時局，對香港主流媒體的一些評論頗不以為然，而且認為其脫離了實況。我們所接觸到的各階層人士，很多都認為不少媒體是非不分，對「佔中」活動也十分反感，卻苦於無法發聲，相當壓抑。我大力鼓動他們應組織起來幫沉默的大多數說話，席中人也甚表認同。隨後有一些飯局商討大事，我因常不在港，不能全部參與，但知何濼生及周融也有參加；大家事忙，周融肯犧牲時間，很多具體事務當然是他負責了。我不是正式成員，原因十分簡單，自我二十七、八歲以後，除了學術團體外，從不參加任何組織，而且今次參加者起碼要每人捐助五千大元，而我除了願意給教育團體捐款外，其他一切免談，總不能不捐錢便厚臉皮當成員也！

由此可知， 「幫港出聲」的出現只可能是自發，絕非與其他同道或不同道團體「分流」對付什麼不同的對手。近來較激進的組織的有關人等，我記憶力不足，想不起有誰是我認識的。至於在報章賣廣告的「一寶」，我至今仍未讀他的廣告（我不買報紙多年，只靠Wise News，廣告我不會見到的），我問過「幫港出聲」的辦事人，被告知無人知道他是何方君子，我工作極度忙碌，也就不評論他的觀點了。至於鄭赤琰所寫的文章，是「幫港出聲」唯一一篇回應行止兄的文章，這是我們都贊同的；行止兄德高望重，不回應便是不敬。

講完我所知的有關「幫港出聲」出現的前因後果，我們還須分析判斷香港在發生什麼事。

首先，我認為香港當前最須注意的問題，是社會正在被撕裂，它的重要性比選舉制度更甚。什麼才算撕裂？按照我三年所寫文章的定義，倘若社會中人的意見、價值觀、判斷等等出現所謂的「雙峰分布」（bimodal distribution），而且兩峰之間距離甚遠，各自的人數也頗為接近，這便是撕裂。在一個正常穩定的社會，大多數人的意見、判斷等等會十分接近，中間的人多，兩個極端的人少，這便是「單峰分布」（monomodal distribution）。兩種分布所引起的後果十分不同。

我們就以「佔中」一事為例。主流傳媒過去在不少事上能反映大多數港人的意見取向，但在此事上已經是不能了。主流傳媒所組織或刊登的文章中，支持「佔中」的顯然是大多數，但我自己接觸各院校的學術界朋友或大學時同學，卻鮮有認同「佔中」一事，有些還意見強烈，常希望我多替他們說話。我在街頭上、地鐵裏，時有陌生人告訴我他們認同我的觀點；在參加過不少的論壇中，我聽到的反對「佔中」聲音也是很強的，其中不少還理據十足。會否這些只是個人印象，殊不可靠？這有可能，但我所讀到的各種民意調查，反「佔中」的人數都遠高於贊成「佔中」的，有些還高出100%以上，讀者可自行審閱各種報告。當然，既有主流傳媒的支持，贊成「佔中」的人也不會太少，這便滿足了我上面所的撕裂的條件：人數差不了多少，但意見兩極。

撕裂已經出現的另一特徵，是極端的思想亦早已出現。我在《信報》近年寫過百多篇文章，篇篇皆花過大量時間作考據，完全以說理為基礎，但過去亦曾收過一些語帶恫嚇的信件，這類信件我看來頗具娛樂性，可惜近來少收了，頓感失落。反對「佔中」的吳宗文牧師告訴我，他曾收過刀片、陰司紙及恫嚇信，此種疑似黑社會行為帶有政治意圖的活動，在港早已出現；但事實歸事實，當然不可能是政府主使的，中間派的泛民顯然也與此無關。

重回中間做法合理

我數月前到梵蒂崗開有關失業問題的學術會議，蒙教宗接見祝福。回港後與吳牧師午宴，聽他在飯前禱文中說感謝上帝，因為祂奇妙的安排，得以找到我當上反對「佔中」的工具云云，對此我當然感到汗顏。日前某報的八卦版卻說反對「佔中」之人「群魔亂舞」，我是平凡一個，非聖非魔，卻連忙對號入座。上帝工具與魔之間差異大得使人啼笑皆非，但這也是香港不同人等價值觀撕裂的另一旁證了。

社會撕裂可帶來什麼？民主制度可以使人民送走他們不喜歡的官員，但即使這是最好的制度，在撕裂了的社會中，它也不可能運作良好。歷史上一些國家因宗教或種族等問題而致人民嚴重對立起來，當中所衍生出的戰爭、動亂和暴力都是民主制度無法化解的。我三年前的文章引用過一些研究報告，指出在民主社會中，因自由較多，對立的社群更易出現暴力。我當時亦提過牙買加一例，此國比香港更民主，但社會撕裂問題嚴重，暴力事件層出不窮。現在我們大概可加上埃及作為例子，民主與暴力並存，管治舉步維艱，經濟建設是談不上了。從這些經驗看來，若港人嚴重撕裂，就算有所謂的「真普選」，香港的管治也會十分困難。兩派勢均力敵，裂縫可能也難以彌補，這會是香港的不幸。

社會撕裂的不利是顯而易見的。三年前我的文章曾引用兩位著名經濟學家的數理模型詳細解釋「單峰分布」的社會理論上如何演變成「雙峰分布」，篇幅所限，現不再重複。不過，香港這幾年的經驗，也確有啟發性。香港社會的撕裂，在開始的階段，很可能源自立法會選舉中的「多議席單票制」。各區選舉中，只得幾個百分點選票的人也可能與得票20%以上的人一齊進入立法會平起平坐，這自會引發一些人專攻極端路線；但他們絕不會滿足於幾個百分點的選票，接一定希望挖走較接近他們的中間黨派的支持者。我與一些中間泛民的頭面人物交流時，明顯覺得他們最憎惡的是激進泛民。眾所周知，在去年選舉時，後者的主要攻擊對象不是民建聯等黨派，而是中間泛民。中間泛民如何應付？他們可以堅持立場，但亦有可能為了減少攻擊，自己也被拉扯向極端處，這已是撕裂的開始了。

在同一時候，我們也隨處可看到語言暴力的湧現。從前此等侮辱性的攻擊語言只充斥於網絡，現在則早已傳染到主流傳媒中去。此等語言， 「明屈」別人的居多，自會引起別人反感，從而反擊。語言暴力會衍生更多的語言暴力，更而再衍生出真正的暴力，現在香港恐怕已漸漸步入這階段。一些親泛民的評論員在泛民的語言暴力及諸如「維園阿哥」出現時怯於批判、甚至作出愛護姿態，到今天便要面對必然會因此而出現較極端的捍建制派的人士，這是很不幸的。他們只把此種進一步撕裂的責任推到他人身上，是對歷史的不忠實。

從中間建制派的角度出發，他們或許為一些激進建制派的出現而感到吐了一口烏氣，但這也可能是危險的。目前中間與激進建制派也許沒有大矛盾，但正如激進泛民與中間泛民互相視對方為最大仇人一樣，將來激進與中間建制派一樣可能出現矛盾。若從香港整體利益而言，堅守中間路線，不走極端，勸喻已分裂的人下下火，重新走回中間，減少撕裂，才是最合理的做法。

我反對「佔中」，原因之一是它本身正是一撕裂行動。主辦人說他們倡議愛與和平，我在多篇文章及公開場合中反覆維護他們的人格，但對行動的本身卻強烈批判。「佔中」諸君雖有媒體不遺餘力拱護，但始終得不到多數人的支持，原因是很多人不滿自己會無端遭到損失。中環是香港經濟的心臟，在那裏搞佔領，有如在油站開野火會，當中風險所引發的損失卻要由無辜者承擔，你要他們生不生氣？民主從來講法治與授權，你要反民主的方法去爭取民主，正是走向了自己的對立面，如何可取信於人，你所說的愛與和平是真心實意的？況且也沒有多少人相信倡議「佔中」的人有能力防止暴亂出現。

佔中佔維差別巨大

我與一些泛民領袖交談過後，感到他們雖是騎虎難下，但已經開始害怕這是會失去選票的舉措。有些參與者可能天真地認為，「己方」只是在虛張聲勢，把「對方」嚇怕而讓步（其實我不肯定他們的「對手」是誰）。若然如此，則把「對方」看得太低了。

其實「佔中」若要得回道德高地，贏到多一些人支持，只要稍為調整方法便可。經濟學上有一概念叫「以昂貴成本作後盾的訊息發放」（costly signalling），你就算自吹自擂說自己其實是和平的，別人也會認為口說無憑；要取信於人，必須put moneywhere the mouth is，肯付出代價證明自己沒有侵害別人利益之心。最簡單方法莫如改為「佔領維園」，不是中環；至於自稱願意坐牢，別人並不關心。

這個改變了的行動因為破壞不了香港的經濟利益，所以「聲勢」會稍弱，但這個代價卻是要付的，否則別人不會相信你。行止兄說可佔領遮打花園，可見他也知問題之所在，但遮打花園太小，佔領此處不犯法，所以來者一定太多，街道最後一樣被人群佔領，行不通。維園不然，地方可容納數以十萬人計，暴力較難發生，港人經濟受損輕微，大家抱包容之心便可把怨恨抹去，與中環大大不同。

香港政府需要和諧，爭取民主制度的人一樣需要明白撕裂香港不利民主，同時也損害經濟。「佔領中環」強要別人承受損失，嚴格來說是一種暴力行為，加劇撕裂香港。但「佔維」卻可把此種暴力因素化解掉。

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註】〈社會兩極化的成因與後果〉與〈優質民主與政治兩極化〉（寫於2010 年6 月21 日、28 日）兩文，載於拙著《幫香港算算賬》，在我的博客中亦可找到。 

雷鼎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