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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週刊》 二十六卷四十二期 (2012-10-21)
不少香港人靠貶低、排斥甚至攻擊大陸人的「他者性」，來捍衛香港人的個性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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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今以後，國慶變成港殤，再璀璨的煙花也不過徒添蒼涼。十．一煙花夜，香港經歷四十一年來最嚴重海難，港燈船隻『南丫四號』沉沒，最少一百三十一名乘客全部墮海。」
這是十月三日《蘋果日報》頭版頭條新聞的第一段，最值得玩味的是流露在字裏行間的地域主義(parochialism)，甚至香港中心主義(Hong Kong centrism)。
生命誠可貴，活著就是好，全港哀悼三十九名在撞船意外中失去性命的遇難者，當然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也體現了香港作為一個文明社會的核心價值。可是，若說由於這宗意外，「從今以後，國慶變成港殤」。那就是無法區別輕重、沒有方寸感(sense of proportion)的判斷錯誤。新中國自一九四九年成立以來，在戰爭、天災、人禍與政治鬥爭中失去性命的人以千萬計。三十九名香港人遇難，令國慶馬上變成港殤，那就是連起碼的客觀判斷力和權衡輕重的能力都沒有的極端香港中心主義。
這也是一種港式的「修理中國」(Hong Kong-style
China-bashing)，背後的潛台詞是：香港不比中國，不會視人命如草芥。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年，與大陸非但未能發展唇齒相依的親密關係，反而越來越劍拔弩張，心理上越來越厭惡排斥。
中國大陸與香港的融合過程始於三十年前內地推行改革開放，但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大陸收回香港主權以來，這個過程出現了本質上的變化。香港既是只懂得靠地產來創造和累積財富的「一技黔驢」(one-trick pony)，自然要靠山吃山地倚賴大陸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來保住它的繁榮。問題是香港對大陸的倚賴已變成一種過度倚賴，甚至病態性倚賴；而這種倚賴亦已在香港社會產生了嚴重、非預期的心理和文化後果。
對很多香港人來說，回歸十五年是一個被大陸張開血盆大口逐步吞噬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之中，香港的城市性格，以及香港人的自我形象和自我意識，每一天都在被粗暴地改寫、稀釋和重新塑造。
於是，在香港反共勢力的煽風點火下，為數不少的香港人將他們的自我形象，以及香港的主體性(subjectivity)與能動性(agency)，全部建立在與中國共產黨勢不兩立、去中國化、大陸與香港的「文明差距」，以及對大陸人——香港人譏之為「強國人」——的「他者性」的誇張和醜化之上。這個情況有越演越烈的趨勢。比方說，他們將往返大陸的「水貨客」破壞上水市容與生活秩序的問題稱為「上水淪陷」，那就是不折不扣的鬥爭用語(fighting words)，甚至「戰爭的召喚」(a call to arms)。
這種靠貶低、排斥甚至攻擊大陸人的「他者性」，來捍衛香港人的個性、人格和自我的策略是一種最失敗主義(defeatist)，其災難性(suicidal)在於：在經濟上視為香港提供龐大購買力與生產力的中國大陸為敵，是自毀長城；在政治上、心理層面和民族感情上，與自己的祖國作任何形式的決裂都是一種自我放逐。
今日香港面對最大的危機，是它已經成為一個內部嚴重分裂的社會(a
society divided against itself)。多元社會由不同利益與價值取向建構而成，矛盾和衝突本來就無法避免。強大如美國，內部的鬥爭自建國一日開始從未止息。積極從政、參加過加州州長競選的美國作家辛克萊(Upton
Sinclair)說得好，整部美國史所記載的，就是商業利益與民主的廝殺；而每次打勝仗的都是大企業(American
battle was a history between business and democracy and so far Big Business has
won every skirmish.)。
然而美國社會的內訌，還未失控到無法應付和無法處理的地步。美國仍然強大，因為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大於它造成不和、引起分歧和製造分裂的力量(its cohesiveness is stronger than its divisiveness)。不論膚色、階層、性取向和宗教信仰，美國人對他們的憲法、民主體制、軟實力，以及在生活中享受到的各式各樣的自由，皆引以為傲。
反觀香港，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建立在甚麼基礎上？回顧香港的發展史，很多人願意以這個彈丸之地為家，因為它給予他們一個「能夠找到美好生活的承諾」(the promise of a good life)。當這個承諾無法兌現，它就成為一股分裂而非凝聚社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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