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廼強：堅持改革開放

堅持改革開放  劉廼強 2012-4-9 網絡時評 

　　特首選舉告一段落，梁振英已於周一上京領任命書，近日來連「財外聯盟」的傳媒都少向他開火了。趁這短暫平靜的機會，我們看看十八大前夕的一些不尋常現象。許多人都聚焦於薄熙來的免職前後的一連串異動，尤其是最近以《烏有之鄉》為標誌的所謂「左網」大量被關閉。

最簡單，同時也是最淺薄的解釋是把這作中共「十八大」之前的人事鬥爭。權力的和平更替，是共產黨自成立以來的老大難問題。於取得政權之後，聰明如毛澤東，搞了一場「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也未能成功解決這問題，鄧小平於開始時也在接班人問題之上栽了個跟斗，於某一程度上觸發了「六四」事件。之後他以他的個人威信，不但指定了江澤民，還隔代的定了胡錦濤為主席。但是交班的過程並不完全順利，鄧小平是以打垮了「楊家將」扶江澤民上位；江澤民交權給胡錦濤要分兩階段進行，之後還保留一定的影響力。但他已經不能指定胡錦濤之後的接班人，胡錦濤更連自己的接班人也不由他決定，習近平和李克強是經過同輩評審上位的，但於開始時未分先後，要考核其政績，據傳李克強的地位於最近才完全確立。

於此可見，中共的權力交替是逐步走向黨內民主方式，但對絕大部份人民甚至黨員來說，透明度依然十分低，更加參與無門，我們只能隱約感覺到制度基本上還未成形。在這情況之下，各展神通的爭取某一程度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手段，自然會層出不窮。我們如果不持任何「即時普選原教旨主義」的所謂「民主」偏見，這朝向更多精英參與和更制度化的發展，只能以健康和進步來形容。西方的選舉民主已經走到末路窮途，我們自行摸索當然中間會有或大或小的挫折。只要方向正確，我們應該鼓勵探索生路。

探索自然就有爭論，方向性的探索就必然觸發路線之爭。鄧小平於「六四」之後下令「不爭議」，當時是對的。但這不表示以後都不能爭議，事實上，我國發展到今天，已經處於十字路口，不能不進一步改革，但是在「改革」這共識之下，具體如何改革，則人言人殊，莫衷一是。隨着網民的增加，到今天中國的網民人數已經超過了美國的總人口，誰的嘴吧都沒有人能以行政手段封得了。這回溫家寶以行政手段罷免了薄熙來，還想把「重慶經驗」一手抹掉，首先就搞不下去，而在網上已經引起了極大的反彈，他再使用行政手段去封殺，民意的反感只會更大。

我對中共的家事從不感興趣，因此對於薄熙來的是非不想置喙。但是國家發展的方向，卻是每個人民都有權管，而且都要管的事情。一場溫家寶壓抑不了的路線大辯論，正在網上如火如荼的進行中。你封了網站，大文章發不了，短小精幹的微博就更加紅火。同樣道理，這是民智已開，人民關心國家民族前途，熱心參與的健康和進步現象，不容我們生活在香港的一些人抱着隔岸觀火，加上傲慢與偏見的心態去冷嘲熱諷。

最可笑的是內地的所謂「自由主義者」，他們本應堅持「我雖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會誓死捍衛你的發言自由」這自由主義的原則去抗議，但他們跟香港的自命「自由主義者」一樣，竟然落井下石。於此可見，這些根本不是什麼自由主義者，只是西方意識形態的盲從。

這也難怪，我們如簡單的分類，當前的論爭基本上是「中國模式」和「普世價值」之爭。盲從「普世價值」的，包括溫家寶在內，當然與「中國模式」勢不兩立。短期來說，歐洲中心文化壟斷了話語權，「普世價值」雖然走進了死胡同，但是雖死不僵，不說別的，美國這個世界霸主的地位，起碼還有好幾十年不會動搖，所以「普世價值」在我國的城市人口，特別是新聞界有很大的市場。另一方面，「中國模式」正在進行式的修建中，不像「普世價格」那樣說得清楚，事實上，因為社會科學的話語權被人家壟斷了，所以許多時連表達的詞都缺乏。比方說，我相信我國領導人都知道「軟實力」這概念是美國霸權主義的延伸，但卻又不能不用這個詞。我認為「中國模式」的理論建設最大突破之一，是把西方的「民意」和我國傳統的「民心」分別出來。這說明我國社會科學發展的養料，在於我們的傳統文化，年青的社會科學學者，要多向文史哲學者請教。胡錦濤對此深有體會，弘揚中華文化，是他一大功績。

無論如何，我看好「中國模式」發展的前途。總的來說，我於一年之前已斷定歐洲中心文明已走到末路，它只有徹底改變或者被替代。中短期全球往左拐，新自由主義者所鼓吹的「普世價值」，其偽善性表露無遺，就算在西方也開始大受質疑，在我國更難以立足。另一方面，從力量對比角度看，「普世價值」從來都是少數西化人口的價值，「中國模式」這目前還頗為模糊的概念，則不論對當前我們的其他思想流派，包括新舊左派、民族主義者、新儒家等，都有一定的吸引力，並從之吸收養料。

鄧小平提出了深入十三億人心，主導着過去三十多年我國發展的口號：「改革，開放」。「改革」這元素今天已經到了各取所需的地步，但「開放」的理解一般還只局限和停留於貿易和投資方面。我認為「開放」是一種心態，勇於嘗試，能接受新事物，這才是真的開放。面對我國具體的情況，越來越多人開始明白照搬西方那一套不能解決問題。尤其是社會不公，貧富懸殊問題，先不管其成因是不是由於採取西方新自由主義手段的結果，最起碼，過去三十多年西方那一套已經證實不通。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不斷嘗試，也是為什麼「重慶模式」這一實驗不能憑長官意志一筆勾消的原因。作為共和國的現代公民，我們一定要千方百計堅持「改革，開放」，一百年也不動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