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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逸文（左）深入中國采訪，喜歡和陌生人說話，他希望在與普通人接觸中發現真正的中國。2007年，他花了一個月時間徒步旅行，路經四川盆地與青藏高原過渡地帶的瀘定縣時，在當地的露天餐館與陌生人邊吃面條邊聊天。（受訪者/供圖/圖） |
中評社北京4月18日訊／日本大地震發生後的第四天，埃文.奧斯諾搭乘國際航班，從北京直飛香港，再轉機東京。此前，他只去過日本三次，對那裡知之甚少，也不會說日語。他並不準備報道地震的細節，而是打算寫寫日本人的精神。
埃文長著一張標準的“美國臉”，高挺的鼻梁，微卷的金黃色頭髮，淡藍色眼睛。為了讓這張“美國臉”看上去不那麼顯眼，他特意央求中文老師取了一個中文名：歐逸文——他是美國老牌雜誌《紐約客》的駐華記者。 抵達東京後，歐逸文找了一家賓館。在朋友推薦下，聯繫上一位樂意充當翻譯的日本年輕人，兩人立刻進入工作狀態。 他們先是拜訪了兩位政府高級顧問，去他們家中及辦公室坐了坐，兩位顧問都是救災和核問題處理的負責人。隨後採訪了一位激進的民間評論人士，他正號召自己的同胞要求政府公布更多核輻射信息。緊接著，與一位第一時間趕到地震現場的日本記者見面，聽他回憶地震發生後的最初幾分鐘。
天色已經擦黑，剩下的幾個小時裡，歐逸文來到東京電台廣播的播音室，看到主持人正在念短信，紀念只有一周歲的罹難嬰兒，他已經有自己的名字了，叫Hikari，主持人說，“所有在這一年出生的寶寶，都帶著使命，他們是我們的新一代。”這是歐逸文為數不多的落淚瞬間。 不斷有人打進電話，相互溫暖，彼此慰藉。“此刻，電台就像某種精神的集會地，痛苦、恐懼，還有希望，全都匯聚在一起。”歐逸文說。 他回憶起美國遭遇卡特裡娜飓風、“9.11”恐怖襲擊時，美國社會最好和最壞的一面都袒露無遺，但在日本，他看見的全是美好：沒有小偷，沒有暴動，秩序井然。日本人告訴他，他們的精神信條裡，有一條叫“gaman”，意為隱忍。
2011年3月28日，《餘震：一個民族不能承受之重》成為當期《紐約客》頭條，封面上，櫻花被繪制為輻射物警告符號，背景一片漆黑。歐逸文只用10天就完成了“餘震”的寫作，這是他用時最短的報道之一。通常，在《紐約客》，一篇報道採訪需要3個月時間，深度調查則需要6個月甚至更長。 “許多中國朋友告訴我，他們很憤怒日本過去對於中國的那段歷史，但這次經歷讓我非常驚訝，在吃苦和為更好的生活抗爭方面，中國和日本是如此相似。”歐逸文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中國通信”，始自熊貓 日本之行前一天，乍暖還寒的北京，歐逸文在黃昏時分結束了一場持續三小時的講座，眼角流露出些許疲憊，但興奮依然。他快步走進798藝術區露天的一家咖啡館坐定，就用標準的普通話張羅著：“老板，兩杯拿鐵。” 馬路上車影重重，不時有摩托車、出租車、私家車交錯鳴著喇叭，發出刺耳的聲響呼嘯而過。他扭頭看了看，轉而淡然一笑：“以前我覺得難以忍受，現在習慣了，感覺這才是中國，嘈雜，但熱火朝天。” 比起日本，歐逸文更了解中國。1996年，他在哈佛大學學習政治學，從歷史課本中發現了中國的20世紀，“那太精彩了，像一齣戲劇”，新中國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走馬燈似的漸次登場。他爭取到首都師範大學學習半年漢語的機會，想把書本裡抽象的黑白故事塗上色彩。
九年後，歐逸文以《芝加哥論壇報》駐華記者的身份再次來到北京。2008年，他“轉會”《紐約客》，成為這本雜誌歷史上第二位駐華記者。 歐逸文的前任叫彼得.海斯勒，中文名叫何偉。“這就跟美國人叫吉姆、鮑勃一樣普遍”，何偉笑著聳聳肩。他今年42歲，深棕色的頭髮，眼袋很深。因為身形魁梧，曾有搭“順風車”的北方農民問他：“你是內蒙古人嗎?”
2007年，何偉與妻子結束了長達11年的中國生活，在美國“內地”科羅拉多州的一個小鎮安頓下來。何偉的妻子張彤禾是一位美籍華人，供職於《華爾街日報》，曾因《打工女孩》聞名業界，這是一本講述東莞工廠流水線上的女孩們工作、生活的書。他們居住的小鎮只有一盞紅綠燈，沒有麥當勞、大型超市，大多數人一天的工作就是放牛。在那裡，何偉開始寫作關於中國的紀實作品，並打算集結成書。 何偉把回美國稱為“去西方”，這也是他一篇《紐約客》文章的標題，他把這次跨國搬家經歷寫成了文字。“我在中國太舒服了，開始習慣。習慣對於一個寫作的人來說很危險，所以我要去新的地方，接受新的挑戰。”何偉說 四年後，何偉和妻子帶著他們的成果：一對雙胞胎女兒，還有一本新書《尋路中國》來到上海。“尋路”是何偉“中國紀實三部曲”的最後一部，另外兩部是《江城》和《甲骨文》。
何偉與歐逸文通過幾次電話，但彼此從未謀面。歐逸文喜歡笑，何偉常常是嚴肅的;歐喜歡喝咖啡，何則更願意喝可樂或者礦泉水。把兩人連在一起的是《紐約客》裡一個名為“中國通信”的專欄，他們先後成為專欄掌門人。
在《紐約客》八十多年的歷史中，中國一度以“備忘錄”、“大事記”的面目出現。直到1972年，尼克松訪華後，《紐約客》出現了一篇名為《啊哈!》的文章，說的是中國政府送給美國人的一對大熊貓“玲玲”和“興興”大受歡迎，那是“中國形象”第一次變得有血有肉。此後，《紐約客》平均一兩年刊出一篇關於中國故事，取名“中國通信”，是記者偶爾探訪中國的記錄，內容多是揭秘式的，關注的區域也僅限於北京和上海，他們把北京和上海分別比作華盛頓和紐約，把中國稱為“紅色中國”。
從何偉開始，“因為我碰巧在中國”，於是，《紐約客》有了駐華記者，“中國通信”漸漸變成固定專欄。
“在美國，人們更容易把中國想象成漫畫式的角色。”歐逸文說，兩大主流的觀點常常把中國置於非黑即白的兩極，要麼會稱霸世界，要麼是另外一個日本，經歷一番高速增長後，最終會停滯不前。《紐約客》則希望能注入一些更加微妙、更有層次感的對於中國的理解。
江城：吵鬧、繁忙、肮臟、擁擠 “中國人吃狗嗎?聽說他們會殺死小孩，這是真的嗎?”一年前，何偉回美國密蘇里州的老家探親，讀小學三年級的侄子一臉害怕地問他，這讓他驚訝極了。 “在美國，人們看到關於中國的報道常常是聳人聽聞的。”何偉說。他希望能介紹一些普遍人的普通故事。
何偉第一次來中國是1994年，他剛從英國牛津大學碩士畢業，正在計劃一次畢業旅行，打算向東走，再回美國。東行計劃裡原本有俄羅斯，沒有中國，有人告誡他，“中國很麻煩，不好玩。”可到了俄羅斯，何偉發現人們總是低著頭悶聲排隊。於是，他改變路線，去了北京。北京街頭的人連走路都是意氣風發的，他覺得“這地方可能有前途”。
兩年後，何偉申請了美國“和平隊”，再次來到中國。“和平隊”由美國前總統約翰.肯尼迪1961年簽署成立，是旨在為需要幫助的國家提供教育、醫療、環境、商業等服務的志願者組織。“文革”期間，反美宣傳達到高潮時，“和平隊”一度被認為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員、西方帝國主義的特務。1993年，“和平隊”在成都設立了在華項目，為了與歷史區隔，中國政府為“和平隊”改了一個新名字，叫“美中友好志願者”。 按規定，每位來華志願者都要有一個中文名字，領隊給彼得.海斯勒取名“何偉”。他與另一位隊友亞當被要求到偏遠的江邊小城涪陵，在涪陵高等師範專科學校(2006年更名為長江師範學院)英語系教英文，一待就是兩年。
1990年代的涪陵，街上很少有外國人出沒。何偉上街買東西，或去公園練漢語，都會有十幾個人圍上來，叫他“老外”、“洋鬼子”，看他在做什麼。何偉很生氣，“他們為什麼要這樣?”
剛到涪陵第一周，學校正舉辦各種活動紀念長征勝利60周年。一天，何偉穿著舊的灰色T恤和運動短褲，準備與亞當去遠足。走到學校操場，趕上了“重走長征路”的16位師生從延安歸來。他們穿著白T恤，系著紅領巾，分成兩排，正接受學校領導的表彰。兩人被副校長逮了個正著，拉他們上台為長征者佩戴大紅花。“在那樣的場合沒有穿正裝是件愚蠢的事”，何偉覺得尷尬極了。典禮結束後拍照，何偉、亞當與學校最重要的領導一同站在前排，兩人光著的腿在一排整齊的長褲中顯得格外刺目。
何偉常常把在涪陵的經歷和見聞寫信給自己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書時的導師約翰.麥克菲看。麥克菲是《紐約客》的作者、普利策獎獲得者。他看了何偉的故事，覺得很有趣，專程發來一千多字的郵件，建議何偉把在涪陵的兩年生活寫成一本書。 2000年，何偉完成了《江城》。1990年代的涪陵在他筆下的面目是這樣的：“它和中國的其他小城鎮十分相似——吵鬧、繁忙、肮臟、擁擠。”
最初，何偉拿著《江城》與不同的出版商頻頻見面，但都被拒絕了，他們認為這樣的書不會有市場。 時隔一年，2001年，知名出版商哈珀.柯林斯看中了《江城》。出人意料的是，《江城》一經推出，賣了15萬册，還獲得了“奇裡雅瑪環太平洋圖書獎”，美國圖書出版協會評論“它如詩般的語言和樸素的故事……讓我們願意了解現代中國人的心和靈魂。” 那一年，中國加入了世貿組織。許多美國人發現，身邊的“中國製造”突然多了起來，連日常用的毛巾、牙刷、孩子們的玩具，都和中國扯上了關係。他們再也無法對中國視而不見了。 李雪順是涪陵師專英語系的教授、何偉曾經的同事，他回憶，《江城》出版後，一些外國遊客來三峽旅遊，途經涪陵都會要求游輪停靠一下，下船去何偉的學校轉轉，李雪順碰到的這類遊客就有二十多人。 當地政府也聽說了《江城》，想知道一個外國人到底寫了些什麼。李雪順組織學校十多個同事和學生，花了兩個月時間把《江城》翻譯了個大概，印了20本給領導們看。領導們看後並不高興，“這是在說涪陵壞話!”《江城》的中文版出版計劃因此擱淺。
尋路中國：你只需要寫你感興趣的故事 2001年，何偉考取了在中國的駕照，從一家國有租車公司租來一輛國產切諾基吉普車，開始了自駕游中國的計劃。這輛吉普貼有“City Special”的標簽，意為專供城市使用，不能駛離北京。第一輪自駕游，何偉就違反規定，偷偷開到了河北、山西、內蒙古的農村。
在路上，他遇見了形形色色搭“順風車”的人，他們都有一個特點：從“小地方”來，見過一些世面，即將到更大的地方去，成為別的什麼角色。 那時，何偉已經離開涪陵，移居北京，做起了自由撰稿人，北京東四十條的一處簡陋民居是他在中國的第一個家。麥克菲建議何偉向《紐約客》投稿，“他告訴我，你只需要寫你感興趣的故事就可以了”。
他在《紐約客》的處女作是一篇名為《老鼠湯》的文章。寫的是他在廣東一個小村羅崗吃鼠肉的經歷。“村裡人什麼都吃，連龍、鳳也不放過。”飯店老板向他解釋，吃龍鳳的菜叫做“龍鳳呈祥”，“貓代替老虎，蛇代替龍，雞代替鳳凰……混合到一塊兒，味道好極了。” 第二輪自駕游，何偉租了一輛“捷達”轎車。途經北京郊區懷柔，他無意間撞見了一個叫三岔的村莊，抬頭就能看見八達嶺、慕田峪長城，他決定租住下來。此後五年，這裡成了他北京城以外的第二個家。
魏子淇是何偉的房東，高中文化，是村裡讀書最多的人。1980年代末高中畢業，離開三岔進了京城，做過電容器、紙板箱廠的工人，也當過保安。在外打了九年工後，回到三岔，做起了生意。先是承包了幾畝地，種植核桃、板栗，後來又養起了水蛭，還盤算著利用長城的資源，發展旅遊業，蓋幾間平房，五六個房間，就成了招待所。 何偉把魏子淇一家和三岔村的故事分篇寫給了《紐約客》的讀者，魏家的生活一點點在他們面前展開，中國的變化就在其中。他很少寫北京，也從未寫過上海，在他眼裡，北京和上海都不是普通的中國。
第三輪自駕游，何偉去了南方。2005年，美國《國家地理》雜誌向何偉約稿，寫寫“中國經濟的發展”。他選擇了去經濟強省浙江找樣本。他從當地租車公司租來一輛大眾桑塔納駕車，沿著330國道線行駛，發現了小城麗水，彼時，麗水在浙江省人均收入水平最低，一片亂糟糟的景象，但到處都在蓋高樓、建廠房。“就是它了!”何偉決定留下來住上一段時間。
在麗水，他結識了一家胸罩肩帶調節環生產廠的大師傅羅守雲。靠著多年生產調節環的經驗，羅守雲成了廠裡的“大拿”，2009年，與侄兒合夥開了一家廢物循環利用公司，從國外買來垃圾，變成原材料，再賣給中國工廠。 麗水的故事也出現在《紐約客》上，何偉把它化成一個個具體可感的人物，定格在“中國通信”上：車間師傅、工廠打工妹、白手起家的小老板。 2007年離開中國之前，何偉的“坐騎”從國產切諾基，換成了“捷達”，直到大眾桑塔納轎車，這三部車陪伴他把中國游了個大半。他把在中國的三輪自駕游經歷，分為長城、村莊、工廠三個段落，寫進了《尋路中國》。 何偉走後，《紐約客》的“中國通信”出現了短暫的中斷。但很快，就有新的面孔填補了空白，他就是歐逸文。
“一定要有點別的東西” 2008年的一天，紐約時代廣場4號，《紐約客》辦公室，大衛.拉姆雷克給遠在北京的歐逸文打了一通越洋電話。大衛是歐逸文的編輯，曾擔任《紐約客》駐莫斯科記者。
那時，歐逸文剛“轉會”《紐約客》，正為如何展開“複雜的中國故事”而發愁。大衛告訴歐逸文：“現在每天都有很多關於中國的新聞，《紐約客》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你只需要跟隨你自己的好奇心。”這句話給了歐逸文莫大的支持。
2008年對於中國有特別的意義。這一年，舉國上下因北京奧運陷入狂歡，同時，“西藏事件”、“火炬事件”、汶川地震，又為這場狂歡打上了或濃或淡的陰影。歐逸文為這不平靜的中國年找了三個“大腳印”：奧運拳擊冠軍鄒市明、“瘋狂英語”創始人李陽，還有“憤青”。 寫拳擊手是歐逸文自己的興趣，“拳擊是一項很奇怪的運動，看起來是一個可憐的人，站在台上，與不同的生活抗爭。”學生時代，他還曾拍過一部關於拳擊手的紀錄片。在中國，拳擊曾是被禁止的運動，政府認為那是在宣揚暴力。
大衛告訴歐逸文，可以寫拳擊，但不能只寫體育，那不是《紐約客》，拳擊手可以寫得像詩人或者政客，總之，“一定要有點別的東西在裡面”，把他們放到一個更廣大的文化背景裡面去討論。
歐逸文決定到鄒市明的家鄉遵義看看。那時，遵義還沒有機場，而貴州是中國最窮的省份之一。他發現，“鄒市明在遵義很紅，人人都在談論他。”遵義最初因“遵義會議”出名，之後就是鄒市明。 鄒的媽媽是一位幼兒園老師，她喜歡女孩，從小就把鄒市明當女孩養，“我不能說話太大聲，不能像其他男孩一樣在操場上瘋玩。”長大後，鄒市明變得不喜歡與人說話，他性格中陽剛的一面一直被壓抑著，直到在電視上看到拳擊比賽，就立刻著了魔。在他眼裡，學拳擊能練出一身“男性氣概”，還能逃脫母親的“專制”。 鄒媽媽是一位業餘的乒乓球高手，對拳擊沒有概念。她的偶像是1959年獲得乒乓球世界冠軍的容國團。那個年代，乒乓球是中國與外部世界交流的一種重要手段，證明自己的存在和國力的日益強盛。鄒市明是80後，到了他這一代，拳擊仍然是西方主導的傳統體育項目，中國需要有人來實現拳擊上的零的突破。“像其他運動員一樣，鄒的身上懸著一個國家對自我的認知……他很早就接受了自己作為一個政治符號的角色，這個角色比他自己重要很多。”歐逸文把鄒市明的故事取名《拳擊起義》，寫到最後，“這個人是誰已經不重要了，只不過碰巧是拳擊冠軍而已”。 《拳擊起義》是歐逸文發表在《紐約客》的第一篇文章，而為他帶來廣泛聲譽的，是一位名叫唐傑的學生。
一次偶然的機會，歐逸文在視頻網站Youtube上發現了一段名為《2008，中國站起來》的視頻，開頭是毛澤東頭像，頭上閃著金光，黑色的屏幕上閃出中、英文的毛澤東“語錄”：“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接著是一個接一個的熱點新聞片段：股市暴跌、西藏事件、巴黎搶奪奧運火炬事件、CNN卡弗蒂粗口事件……視頻結束的畫面是中國國旗在陽光下飄揚，畫外音則是莊嚴的誓詞：“我們將站起來，團結一致，成為一個和諧的大家庭!” 這段只有6分鐘的視頻，播出短短一周，點擊率超過了110萬次。歐逸文稱它“記錄了民族主義高漲的情緒”。視頻裡的那段誓詞，成為許多自稱捍衛國家榮譽的愛國先鋒們的宣言，這個愛國群體被稱為“憤青”。 幾星期後，歐逸文輾轉找到了這段視頻的導演唐傑，一位復旦大學哲學系的在讀博士生，兩人相約在複旦的校園門口見面。 “他長著一張娃娃臉，遠遠就衝我笑著，顯得謙謙有禮，當我走下出租車時，他搶著要為我付車費。”初次見面，唐傑留給歐逸文的印象好極了，他以為像唐傑這樣的“憤青”應該是憤怒的。
歐逸文前後與唐傑和他的同學們相處了兩個半月。他們都是二十來歲，是家中的第一個大學生，並且對學習西方思想興趣濃厚。唐傑沒有入黨，他擔心屬於某個派別會影響到作為一個學者應有的客觀性。 歐逸文與唐傑們就很多問題進行了討論，他們的答案常常出乎歐逸文的意料： 為什麼學習西方?“我們這些受過教育的人都有這個夢想：向西方學習，走富強之路。”接受人權和民主嗎?“我們接受所有人權和民主的價值觀，問題是如何實現它。印度人有民主，非洲一些國家也有民主，但他們都不能養活自己的人民。”
唐傑來自杭州的一個農村家庭，他成長的過程，享受了中國快速發展所帶來的實惠。在他初中時，中國有了第一條高速公路，接著是大型超市、網吧的出現。“中國崛起已經不是一個預言了，它是已經擺在大家面前的事實。”歐逸文說。 歐逸文看到的這些“憤青”，大都是擁有高學歷的年輕知識分子，他們冷靜、克制，平時並不願將“愛國”掛在嘴邊。但他們對信息敏感，中海油收購優尼科、聯想收購IBM引來了西方的某種壓制，“我們打開了市場，但當我們試圖購買你們的公司時，就遇到了政治阻礙，這不公平。”這時，“憤青”們開始以“受害者”自居，“他們需要做點什麼來喚起人們的自尊心。”歐逸文說。 但即便在中國的年輕群體內部，對“憤青”抵制家樂福等行為也有爭議，歐逸文引用了韓寒在博客中的一段話：“我們的民族自尊心怎麼那麼脆弱和表面呢?人家說你是暴民，你就把人家罵一通恨不能打一通，然後說，我們不是暴民。”
歐逸文把唐傑的故事寫成了《中國憤青：新一代保守民族主義者》，刊登在北京奧運開幕前夕的《紐約客》“中國通信”上。這篇文章被認為是西方描述“憤青”相對客觀、透徹的報道。 但在美國，“憤青”一文卻遭到了一部分美國人的責難，他們認為歐逸文是在為中國粉飾太平。“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我們國家的人們現在內心是多麼脆弱。”歐逸文笑著說。 歐逸文與何偉一樣，喜歡寫小人物，他們往往在大事件中扮演角色，具備意義，唐傑就屬於此類。與何偉不同的是，歐逸文也關注“大人物”，他寫過導演賈樟柯、媒體人胡舒立。他們不只是各自領域的先鋒，有時還表達異議。 今年夏天，歐逸文將要結婚了，未婚妻是美國人，在一家中國的教育機構工作。兩人租住在北京一處胡同的四合院內，每年回美國一兩次。“我不想念美國，反倒是中國，常常讓我有種‘鄉愁’的感覺。” 歐逸文與何偉的朋友有很多交集，但他們兩人卻總是擦肩而過。1996年，歐初次來京，何去了涪陵;歐來了《紐約客》，何卻回到美國，開始人生下一個段落。因為《尋路中國》出了中文版，何偉回到北京，兩人原本受邀聯合舉辦一場講座，未曾想，日本發生9.0級大地震，歐逸文飛去東京，見面計劃再次擱淺。 “這一次，不會再錯過了。”3月19日，歐逸文從日本回到北京，他與何偉約好在接下來的一周共進晚餐，兩位“紐約客”終於在中國握手了。
何偉的第一本書《江城》中文版也將於2011年底在大陸出版，譯者是李雪順，他也是《尋路中國》的譯者。涪陵當地的領導正在考慮將一本小小的《江城》與重慶拍的電視劇《解放大西南》，一同納入重慶市的“文化精品”工程中去。但他們仍有擔心，《江城》雖然得到了新聞出版總署的出版許可，“但總署並不審查有沒有說涪陵‘壞話’，這本書會不會帶來負面影響?” “今天的中國，絕對不是一道簡單的是非題，它遠比你看到的、想象到的要更加複雜和多面。”何偉說。
作者：李邑蘭 來源：南方網 來源日期：2011-4-8 原題：紐約客“走西口”——兩位美國記者的中國親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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