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詮釋辛亥革命意義的某些大原則，不宜任意曲解
此 文 重 要
【下文此小段落是關鍵：
我們於紀念辛亥革命，只要是忠於歷史事實，而不是隨便憑感覺而建構，觀點大可不同，結論都離不開幾條：民族主義、反帝國主義、追求國家統一和富強。離開了，只屬於插科打諢之流，根本不配談紀念。
而最有感受的是以下這小段：
本土意識又怎樣？我土生土長，我也有本土意識。不排除祖國母體，不自外於十三億同胞的本土意識，不管怎樣看，都是健康和合理的，不然的話， 「愛國愛港」中的「愛港」又如何安立？
可同時閱讀一篇早前轉貼的，談陳可辛《十月圍城》的舊文 http://editorjoe.blogspot.com/2010/01/blog-post_30.html；該片便是跳開具體歷史空間、具體事實下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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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財經新聞 P12 | 時事評論 | 大陸與港 | By 劉迺強 2011-02-08
辛亥百年 中國復興 劉迺強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這是一個很好的國民教育題材。
很明顯，兩岸四地對辛亥革命都會各取所需。尤其是最近看到對我國歷史向不關心的政客余若薇對這題目的搶閘文章，濃烈地發出「本土意識」的氣味，更覺得這題材有趣之極。
本土意識又怎樣？我土生土長，我也有本土意識。不排除祖國母體，不自外於十三億同胞的本土意識，不管怎樣看，都是健康和合理的，不然的話， 「愛國愛港」中的「愛港」又如何安立？
中央不容香港成反共基地
不過，如果把辛亥革命演繹為香港從來都是自成一統，同時更是反對當時執政者的基地，便會出問題。表面看來，滿清時期，香港曾經是國民黨反清革命基地；民國時期，她是共產黨反國民黨基地；人民共和國時期，她又是各種反共勢力的活動平台。這一情況，於回歸之後基本上沒有太大的改變，最近更變本加厲，中聯辦前的示威活動有增無減。但我們要清醒的看到，回歸之前，香港是「海外」，是英國殖民地，人家惟恐你中國不亂，才會容忍反中國政府勢力在香港活動。今天香港已經回歸，雖云「一國兩制」，中央也斷不會容許香港成為反共反華的前沿基地的。
我們再看看現實，回歸十四年，香港在入境管制方面，從來都會考慮中央的態度的；先不說流亡的異見分子了，連馬英九也曾被拒門外。「一國兩制」從來都有「一國」這元素的，只是「屎片醫生」相信， 「感覺就是真實」，是可以隨便建構出來的；有些人故意把「一國」解構出去，讓大家感覺得沒有而已。
即使在港英時代，革命分子也不是自由活動的，不然的話，聚會就毋須挑一個容易四散的地點，楊衢雲就不會連墓碑也無名無姓：而孫中山長期不准進入香港，香港大學至今仍不公開承認他是校友。至於共產黨在香港的活動，不說1949 年前了，1949 年之後，也是受壓抑的；最起碼，共產黨在香港向來都是地下黨，從沒有公開活動。
同樣道理，戰後國民黨在香港的處境也從未真正好過，滯港的殘餘給安置在偏遠的不祥之地「吊頸嶺」，後來才改一個好聽點的名字做「調景嶺」。港英的政治部把所有可能給殖民地麻煩的人都管得死死的。我是港英白色恐怖的身受者，我於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因為搞匯點，長期被它的「狗仔隊」跟蹤監視；這並非我疑神疑鬼，而是政治部於回歸前解散， 「狗仔隊」有些人沒有得到合理照顧而公開爆出來的事實。
說了這麼多，因為我深信在歷史事實之前，香港排母性的本土意識只可能是沒有實質的泡沫。因此，只要我們認真在香港的歷史事實中尋根，香港的本土意識必然會走上正路。最可怕的，反而是不講客觀事實、只講主觀感覺的「集體回憶」。
也因此，我們於紀念辛亥革命，只要是忠於歷史事實，而不是隨便憑感覺而建構，觀點大可不同，結論都離不開幾條：民族主義、反帝國主義、追求國家統一和富強。離開了，只屬於插科打諢之流，根本不配談紀念。
中國與權力世襲徹底絕緣
辛亥革命最偉大的地方，是它結束了我國數千年的帝制，開創了人民作主人的共和體制。
「共和」這個詞古今中外都有各種不同的闡釋，在現代的層面，有一點共通的特色，就是國家元首並非世襲。不要小看這一點，當今不少自命「民主」的國家，都殘留不少世襲的痕。新加坡不說了，印度是甘地和尼赫魯兩個家族輪流坐莊，而兩家則是姻親；連到處輸出「民主」的美國，近數十年陸續出現什麼甘迺迪家族、布殊家族，以至克林頓家族，大家都好像見怪不怪了。
自辛亥革命以來，不但袁世凱復辟馬上招來討伐，遺臭萬年；蔣介石傳子，兩代而終；這一廂毛岸英戰死朝鮮，毛澤東就算想傳子也沒戲；而打天下的集團後代，被有意識地排斥於政治圈外，基本上從商去了；少數的所謂「太子黨」，不能完全說沒有父蔭，但多少也得憑自己的能力和政績打出局面。
隨執政的共產黨內部民主增加，公務員公開招考更競爭激烈，近年達到四百取一的高比率。再加上競爭上崗、任期和年齡的規限等，可以預見，我國政治生態中裙帶的因素，只會比外國輕。下屆習近平如當上國家主席，在人民心目中，他的家世反而成了他的原罪和政治包袱，他更有需要以實際的政績來證明自己。我們可以說，經過辛亥以來一百年的實踐，中國已經跟權力世襲徹底絕了緣。與上述的例子相比較，這應該是我們國人值得自豪和珍惜的成就。
權力不能世襲的另一面，就是國家主權在民，實行憲政法治。「民主」這兩個字太沉重了，況且孫中山當年也不談「民主」，只主張「民權」，說來話長，暫且放下。但如何體現主權在民，人民如何能真正當家作主，跟如何落實憲政法治一樣，已經成了所有中國人共同追求的目標。所有當政者，不管他們是真心還是假意，都不得不起碼在口頭上贊同這些目標，不時公開宣示這些目標，並且以這些目標教育人民。
中國人對政府支持度很高
身為人民，我們當然要求加強監督制衡，使政府的管治不斷改善。但客觀來說，如不以西方的框框硬套在中國，過去一百年，以至最近三十年，我國在這些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所有國際民意調查都顯示，我國人民對現況的滿意度和對政府的支持度等，事實上都比西方自命自由民主的國家高。可以毫不含糊的說，世上難找如此自我感覺良好的人民。
辛亥革命八年之後，國人在國際屈辱中爆發出「五四運動」，提出了「德先生」和「賽先生」的追求。經過了幾代人的不懈努力和多少犧牲折騰，今天我們在科技方面已經迎頭趕上，成為舉世矚目的科技大國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從本世紀開始，隨我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大幅度消滅貧窮、增加植被、提升教育、普及醫療、節能減排、重整軍備。期間處理各種天災人禍、成功主辦奧運和世博等，也證明我們在管治一個土地廣、差異大、人口多、變化速的國家，也絕不落後於人。中外有識之士，於研究我國數十年持續的耀目成就之後，終於不得不承認我國有一條獨特的發展路線，這路線許多人稱之為「中國模式」，並且陸續加以整體。
「中國模式」的獨特性之一，是它有一個香港。香港的獨特存在，和對我國現代化的貢獻，於百多年前已經很明顯。在1949 年解放軍到達羅湖橋，毛澤東有意識地維持其獨特性；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香港「九七」問題，鄧小平亦以「一國兩制」的形式繼續其獨特性；其原因，歸根到底是為我國的復興而服務。明乎此，對我們的自處，香港未來的發展，都有重要的啟示。
劉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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