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6-20 亞洲週刊
港人原本具自卑感和罪惡感，卻因有了六四，確立了自己面對大陸的道德主體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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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沛理，《瞄》(Muse)雜誌主編，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
我接下來要發表的有關「六四」的言論可能會引起某些人反感，甚至憤怒，所以讓我先在這裏表態：跟很多香港人一樣，我贊成盡快平反「六四」。對中國政府來說，平反「六四」不僅是應該做的事情(the right thing to do)，也是明智、合乎其自身利益的事情 (the
sane thing to do)。那些嘗試為血洗天安門廣場找藉口的辯護士(apologists)，以及企圖從中國近二十年來取得的經濟成就去反證(vindicate)中國政府的鎮壓決定正確的所謂務實派(pragmatists)，不論在道德上與邏輯上都站不住腳。
道德的問題早有公論，在這裏只談邏輯。消費者與投資者無須也無法掌握沒有遺漏的「完全信息」(perfect information)，也可以在市場上做明智的決定。同樣道理，我們無須知道有關六四的一切，也可以對這宗歷史事件作出成熟、合理的判斷。中國無疑在六四之後二十年來在經濟方面屢創佳績，可是如果說這就是事實勝於雄辯，證明中國六四當日狠下心腸的做法正確，那就是犯了因果倒置、將「in spite of」(儘管) 當成「 because of」(由於)的典型邏輯謬誤。至於將屠城的責任歸咎於學生的不肯妥協和學生領袖的權力鬥爭，則是一種常用的「怪責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策略；其荒誕與對邏輯的扭曲，等於說一名夜歸女士被強姦，罪魁禍首不是行事的色魔，而是女士所穿的短裙和背心。
正因為六四呈現出一幅道德清晰度(moral clarity)異常明確的圖像，它每一年都給香港人一個挺直腰杆、攀上道德高地的機會。香港人爭取平反六四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在這個過程之中、在「自我感覺良好」的政客誤導和自以為是的傳媒推波助瀾之下，他們所萌生的虛假道德優越感(false sense of moral superiority)。
一個快樂的妓女令人痛心疾首，一個穩定繁榮的殖民地則令人義憤填膺。香港對自己的殖民地身份從來甘之如飴，甚至沾沾自喜、戀戀不捨；對英國這殖民地主人從來唯命是從。在被英國統治的一百五十五年歷史中，香港從未出現過一個重要的反殖民統治英雄——李小龍不過是個電影明星而已。香港人的「靜好歲月」和「安穩現世」建基於與殖民者的共謀和合作。這種串通式的殖民主義(collusive colonialism)是香港得以成功的另一個骯髒秘密(dirty
secret)。香港常被稱為經濟城市，其實經濟城市這個委婉詞隱含對香港人唯利是圖、只懂追求物質享受而對中華民族缺乏承擔的嚴厲批評。
香港人的自我形象和自尊長期建立在他們創造、累積和追逐的財富之上，並嘗試用金錢來補償他們對民族和國家的虧欠。的確，每一次香港人對大陸同胞的捐款和救濟，都隱約有贖罪(redemption)的含意。可是，九七之後至今接近十二年，大陸已經由香港的窮親戚(poor relative)變成恩主公(benefactor)，一次又一次撐起香港的經濟。從經濟的角度而言，大陸不只是香港的現在，也成為了香港的未來。
在這樣的情況下，香港人可以如何面對一個他們曾經出賣過，今日卻反過來照顧他們的父親？若果沒有六四，香港人的自卑感和罪惡感將一發不可收拾。可是，因為有了六四，他們確立了自己面對大陸的道德主體地位。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告訴自己，不管在殖民歷史上他們做過甚麼事情，也不管在今天他們怎樣倚賴大陸，他們在道德上畢竟是優越的，而他們對六四的立場就是明證。
這種道德上的優越感掩蓋了香港人與大陸的關係這方面應作的檢討，使香港人可以面不紅、耳不赤地一方面對大陸的人權和社會政策口誅筆伐，一方面對它的大恩小惠照單全收。這其實是一個在道德上無法站得住腳的立場(a morally indefensible position)——你既要咬那隻餵你的手，又要張大嘴巴讓它餵。這也解釋了大陸為何對香港人對民主、人權，以至平反六四的訴求那麼無動於衷。畢竟，香港人還沒有向大陸好好證明過，他們願意為民主和正義這些價值放棄確實的經濟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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