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批：龍應台的虛偽、矯情，以及用「優美的文學語言來包裝謊話」，終於又多一位高手出來點破了。
繼林沛理批龍應台的《大江大河》之外，張大春出馬了。不容錯過！！
走訪中學，發現仍有不少老師及學生視龍應台為神。在中學生的徵文比賽中，便不乏大讚《大江大河》是一本「抒情、有文學味道，同時充滿史學知識的好書！」的稿件。這不足為奇，閱讀上的判斷及鑑賞力，從來就不易建立。
同時補附林沛理批《大江大河》的舊文。──因為張大春行文的對象是已看過該書的人──台灣跟香港一樣，有不少中學老師推介此書──未看過該書者只感受到張大春對該書的反感，或未必完全明白張大春批評的深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連張大春也出手了。於是未算太明白，也宜知道有張大春此文。
而林沛理的行文比較清晰，未看過書的人也明白龍應台該書的問題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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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食史學的文明矛盾（張大春）
2011年 01月11日 蘋果日報
上周末我赴北京參加出版活動，在一次媒體的群訪中，不意間「撞上」這樣的一個問題：「你們偷走了我們的錢（按：指國府輸運來台的央行儲備黃金），留下一個爛攤子，還好意思說你們是『失敗者』嗎？」
單單括出這看似冒犯人的話語，略嫌沒頭沒腦，必須從頭細說。
2009年，龍應台出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引起了華人出版和媒體圈極其熱烈的反應。此書在大陸不能發行，但是無論透過何種管道，想要取得一部書的內容並非難事；或者即便根本不必詳讀文本，只須摭拾街談巷議，也絕對能夠牽引出許多衝突性的話題。俗謂「引發爭議」，本來就是很便宜的事，投資報酬率卻很高。龍應台的速食史學更可以拿「文學」二字當包裝紙，她很聰明地在出版當下就表示：她寫的是「文學作品」，其譬喻如此：「我先綁了許多歷史磚頭在身上，再一一敲碎，用文學的翅膀飛起來！」還說：「想用『文學的力量』感動讀者，尤其是不知1949為何物的年輕世代。」
龍應台大概不知道，她自己的聲明反而暴露了她心目中想要吸引或說服的對象，說穿了就是對1949年國共分裂「易感或無知」之人。她夫子自道的「尤其是」三字恰是關鍵。「不知一九四九為何物的年輕世代」如果因為「文學」這個堂皇、優雅的字眼，而逕以為歷史的磚頭就是那些在晶瑩淚光之中飛起來的碎片，則吾人一向所謂「青史成灰」之語，還真是一個既動人、又諷刺的意象！
文學掩飾空洞史觀
速食就是速食，「速食史學」當然也就不是史學。至於是不是文學？還該先問我們對文學有多麼寬鬆或嚴格的標準；或者，該問我們認不認為文學是有門檻的？無論標準寬嚴，也無論門檻高低，起碼文學二字不該是掩飾簡陋而斷碎的史材容顏的化妝品。尤其是化上了這樣的妝之後，掩飾的卻是空洞而虛無的史觀：「向失敗者致敬」、「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尤有甚者的不知所云則是：「正因為這些失敗者匯聚在台灣，慢慢發展出一種遠離戰爭、國族的價值觀，一種溫柔的力量。」居然也就跳空導出了「這才是文明的價值！」如此無稽的結論。
易感而無知之人果有千百種，而今對岸冒出來一個乍看上去不很文明的記者，忽而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你們偷走了我們的錢，留下一個爛攤子，還好意思說你們是失敗者嗎？」這位記者不會是唯一一個被「失敗者」之語刺激到的人。這樣的人到頭來一定會困惑：國府遷台數十年而遠離了「國族價值觀」，究竟是在認知和實踐上放棄對中國的一切承擔？還是另造一新的國族價值？「失敗者」明明是一個因貪腐無能而流亡的政權，卻被文學加工改裝成遭到大時代無情蹂躪的小老百姓，那麼，被模糊掉的就不只是歷史，還有這無情的野火本身了！
龍應台當然可以說：引發爭議本來就是文明手段，就是溫柔的力量，就是民主。起碼我們都還記得：由於刊登了龍應台的爭議文章，大陸異議人士李大同、盧躍剛所編的刊物《冰點》遭停刊。
為此，龍應台曾堅定地向中國大陸的領導人喊出「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的話。試問：燒起一把野火照亮自己，並將巨大無邊的黑暗留給真正承擔歷史責任的人，這是何等居心的文明？倘若文明之人確有承擔國族歷史共業的責任，龍應台憑什麼又以為「遠離國族的價值觀」是台灣文明的一部分呢？設若台灣應該發展它新的、自有的「國族的價值觀」，它的文明又在哪裡呢？在模糊了之後輕盈得只能飛起來的歷史灰燼之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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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而無知之人果有千百種，而今對岸冒出來一個乍看上去不很文明的記者，忽而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你們偷走了我們的錢，留下一個爛攤子，還好意思說你們是失敗者嗎？」這位記者不會是唯一一個被「失敗者」之語刺激到的人。這樣的人到頭來一定會困惑：國府遷台數十年而遠離了「國族價值觀」，究竟是在認知和實踐上放棄對中國的一切承擔？還是另造一新的國族價值？「失敗者」明明是一個因貪腐無能而流亡的政權，卻被文學加工改裝成遭到大時代無情蹂躪的小老百姓，那麼，被模糊掉的就不只是歷史，還有這無情的野火本身了！
龍應台當然可以說：引發爭議本來就是文明手段，就是溫柔的力量，就是民主。起碼我們都還記得：由於刊登了龍應台的爭議文章，大陸異議人士李大同、盧躍剛所編的刊物《冰點》遭停刊。
為此，龍應台曾堅定地向中國大陸的領導人喊出「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的話。試問：燒起一把野火照亮自己，並將巨大無邊的黑暗留給真正承擔歷史責任的人，這是何等居心的文明？倘若文明之人確有承擔國族歷史共業的責任，龍應台憑什麼又以為「遠離國族的價值觀」是台灣文明的一部分呢？設若台灣應該發展它新的、自有的「國族的價值觀」，它的文明又在哪裡呢？在模糊了之後輕盈得只能飛起來的歷史灰燼之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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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作家
＜果然有話＞
＜果然有話＞
【聯合報╱記者陳宛茜／即時報導】
龍應台兩年前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轟動一時，被許多中學教師選為學生必讀經典。作家張大春昨天卻在報紙專欄中重砲批評，指本書是「拿文學當包裝紙」的「速食史學」，而龍應台則是「燒起一把野火照亮自己」。
龍應台出版「大江大海」時，形容這是一本「向失敗者致敬」的作品。張大春表示，上周他赴北京參加出版活動，一位記者向他提問：「你們偷走了我們的錢（按：指國府輸運來台的央行儲備黃金），留下一個爛攤子，還好意思說你們是『失敗者』嗎？」
張大春指出，「大江大海」中的「失敗者」，「明明是一個因貪腐無能而流亡的政權，卻被文學加工改裝成遭到大時代無情蹂躪的小老百姓」。
他也質疑龍應台所言，這些失敗者在台灣「慢慢發展出一種遠離戰爭、國族的價值觀」；認為如果文明之人有承擔國族歷史共業的責任，龍應台憑甚麼以為「遠離國族的價值觀」是臺灣文明的一部分？
張大春對龍應台稱「大江大海」為「文學作品」，尤其不以為然。他認為文學不該是「掩飾簡陋而斷碎的史材容顏的化妝品」，尤其掩飾的對象還是「空洞而虛無的史觀」。
張大春指出，五年前大陸異議人士李大同、盧躍剛所編的刊物「冰點」，因為刊登了龍應台的爭議文章遭停刊。為此龍應台曾堅定地向中國大陸的領導人喊出「請用文明來說服我」。
相較之下，張大春認為，龍應台這次以「大江大海」升起的野火，僅僅是「投資報酬率很高」的「引發爭議」。他指出，龍應台「燒起一把野火照亮自己，並將巨大無邊的黑暗留給給真正承擔歷史責任的人，這是何等居心的文明？」
【2011/01/11 聯合報】
【按：離開大學，稍為長大後，已看穿龍應台之虛情假意！她何止是在《大江大海》才對歷史及社會現象「過度書寫」，根本一直都如此。不時以感情的、簡化的言詞，掩蓋邏輯內容上的複雜性。
林沛理此文對她的問題點得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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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週刊 P052 | 一夫當關 | By 林沛理 2009-11-15
認真審視龍應台
龍應台的《大江大海》突顯說書人與歷史敘述者的角色衝突，成為「過度書寫」的作品。
這幾個星期都在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可是越看就越發覺這本龍應台用了「六親不認」的四百天寫成的書問題重重。作為一宗精心策劃的媒體事件(media event)，《大江大海》的市場推廣工作做得出色至極，為「如何製造一本超級暢銷書」(the making of a super best-seller)這個課題提供了最好的教材。然而若視之為一本要從慘痛歷史中汲取教訓、要「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致敬」的著作，《大江大海》卻突顯了說書人(storyteller)與歷史的敘述者 (narrative historian)難以協調的角色衝突(role conflict)、修辭技巧的「雙刃劍」本質(double-edged nature)，以及謙遜作為一種歷史寫作的美德(virtue)與修養(discipline)之必要。
最令人擔憂的，是這些顯而易見的問題，在承載著《大江大海》遨遊的一片讚美之聲中(an ocean of praise)，幾乎沒有浮上過水面。是出版社的公關手段超卓，還是香港根本沒有幾個人認真寫書評？【按：質問得好！！】這樣對龍應台本人也不公平，《大江大海》既是她嘔心瀝血之作，我們便應給予它最一絲不苟的審視。正如龍應台在書中對她的十九歲兒子飛力普所說，「因為你認真，所以我打算以認真回報你」。
龍應台從不諱言她在《大江大海》要做的一件事是「講故事」——在題為《行道樹》的序言中，她提到她寫這本書的目的，是要跟她的兒子飛力普「講故事」，給他一條「前後連貫的線索」去理解她來自的時代。當然，《大江大海》絕對不只是母親對兒子的「愛的教育」。較諸《親愛的安德烈》，《大江大海》的野心要大得多。
在一種嚴肅的使命感和正義感的驅使下，龍應台深信自己正在進行開創性的歷史研究。她對亞洲週刊的記者說：「我開啟這個探索，就是想要真實地知道那個時代究竟是怎樣一個時代。如果你不去下工夫，就沒有一個黑盒子會打開」(亞洲週刊第二十三卷第三十八期，第三十五頁)。
令人意外的是龍應台似乎沒有想到「講故事」與「寫歷史」是兩種迥然不同的追求，歷史的真與故事的完整和動人未必可以共存。
讀了《大江大海》三遍，我的結論是作為講故事聖手的龍應台，在書中始終支配著作為嚴謹歷史學者的龍應台。《大江大海》的敘事方式充滿電影的感性和興味，某些段落的鋪排和寫法簡直像經過攝影和美術指導的「教路」一樣，專為攝影機——即觀眾的眼睛——而設。
最明顯的例子是龍應台圖文並茂地在台北軍史館一個互動式的模擬戰場訪問詩人管管：「他(管管)靠在一管模擬山炮旁，我(龍應台)盤腿坐在一堆防禦沙包上……他說得激動時，身體就動，一動，那管山炮就『碰』的一聲開炮了……」
的確，在多於一層的意義上，《大江大海》都堪稱為一齣「文學巨製」(a blockbuster of a book)：從它史詩式的題材到鋪天蓋地的宣傳攻勢，從作者運用的時空交錯「剪接手法」到它「粒粒皆星」的「演員陣容」(all-star cast)——在書中的大敘述出現過的知名人士多如繁星，順手拈來的就有朱經武、白先勇、馬英九、林百里、錢穆、余英時等等。
特別令人詫異的是龍應台對實業家蔣震的描述，她說蔣震在香港「極受尊敬」，來自一個「極為貧困的家庭」，「所有的苦工，他都做過」。她知道蔣震原來當過軍，在國共內戰期間曾經參與多場慘烈戰役之後，「看著這位極度樸實的藹藹長者，簡直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如此戲劇化(dramatic)甚至近乎通俗劇(melodramatic)的筆觸出自一貫冷靜的龍應台，端的令人措手不及。
龍應台的詞鋒犀利，眾所周知。在《行道樹》一文中，她將父母比喻為城市裏的行道樹，「這些樹，種在道路兩旁，疾駛過去的車輪濺出的髒水噴在樹幹上，天空飄浮著的濛濛細灰，靜悄悄地下來，蒙住每一片向上張開的葉。行道樹用腳，往下守著道路，卻用臉，朝上接住整個城市的落塵」。兩岸三地能夠寫出如此詩意盎然而感情充沛的句子，大概沒有幾人。
可惜的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龍應台的犀利詞鋒，同時使《大江大海》成為一部「過度書寫」(over-written)的作品。■
（評《大江大海》二之一）
perrylam@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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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週刊 P048 | 一夫當關 | By 林沛理 2009-11-22
龍應台的感傷主義
歷史教訓與啟示存在於歷史本身的矛盾、曖昧與反諷中，道德優越感的說教難靠近真相。
林沛理，文化雜誌《瞄》（Muse）主編，《信報》及《南方都市報》專欄作家。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最新的一本書是《破謬．思維》（天窗出版）。
龍應台的寫作向來帶有強烈的說教味道，不時散發著一種「深信自己站在道德高地伸張正義」的道德優越感(sense of moral superiority)。問題是要用這種方式寫作，作者便必須具備過人的道德感悟(moral perception)、道德敏銳 (moral sensitivity) 和道德判斷 (moral judgment)。倘若作者未能身體力行、躬行己說，即英文所謂的「practices what one preaches」；那他\她在重大道德議題上所持的立場，就難免被詮釋為一種道德上的矯揉造作和故作姿態(moral posturing)。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既要「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致敬」，卻又同時帶著仰慕，甚至敬畏的心情為各式各樣、來自那個時代的傑出人士和成功人士樹碑立傳。龍應台一方面深刻地感受到「那麼慟的生離死別、那麼重的不公不義、那麼深的傷害、那麼久的遺忘、那麼沉默的痛苦」，另一方面又強烈地意識到在一個崇拜名人的社會裏，「報大名」(name dropping)作為一種寫作策略無往而不利。於是，在她筆下，朱經武是「創下高溫超導世界新紀錄而著名的物理學家」；梁安妮是香港公關界的「大姐大」；程介明是「有名的教育理論專家」；席慕蓉的詩「華文世界裏到處被人傳誦」……坦白說，如果《大江大海》寫的只是「被時代踐踏、污辱和傷害者」的「傷害、遺忘和痛苦」，它斷不會成為目前這本全球已賣出逾二十萬本的超級暢銷書。
龍應台在《後記》中自言是「歷史的小學生」，面對「林深不知處的浩瀚史料」不知所措；有如「踏進大興安嶺採花的小紅帽」，每走到一個分岔口都很痛苦，因為「兩條路，我都想走」。實情是龍應台「都想走」的「兩條路」是「講故事」和「寫歷史」，結果她選擇了將歷史改寫成故事。我不是歷史學家，所以在這裏不談《大江大海》忠於歷史和事實的程度(historical accuracy)而只談它的語言。
一般來說，歷史寫作皆奉行「少即多」(less is more)的簡約主義風格，因為事實不需要裝飾(embellishment)；而歷史所包含的權力衝突和人性戲劇，自有其內在的動人力量。從事歷史寫作的人需要做的，往往只是「實話實說」(tell it like it is)而已。《大江大海》最大的敗筆是用感傷主義(sentimentalist)的筆觸來渲染悲情，我沒有正式統計過，但幾乎可以肯定，《大江大海》所用的「最高級詞語」(superlatives)之多，超越龍應台之前的所有作品。這種修辭上的誇張(rhetorical excess)在書中隨處可見——龍應台回憶兒時住在大倉庫，「下雨的時候，整個倉庫噪聲大作，雨水打在一定是全世界最大張的鐵皮上，如千軍萬馬狂殺過來」。在一本一字一句都蘊含反戰信息的作品裏，「千軍萬馬狂殺過來」又怎能用作比喻呢？誠然，由於時時刻刻都想著要感動人、震撼人，龍應台在《大江大海》中寫出了很多奇怪的句子，例如「請凝視我的眼睛，誠實地告訴我：戰爭，有『勝利者』嗎？」。這句分明是從英文「Look me in the eyes and tell me」翻譯過來，文體家龍應台竟可如此囫圇吞棗，實在令人詫異。
龍應台千方百計要為這批戰爭中的「失敗者」伸冤，可是在她不自覺地把他們「受害者化」(victimization) 的過程中，也可能剝奪了他們的主體性(subjectivity) 和能動性(agency)。他們當中，不是每一個都是被國家和領袖出賣的受害者。有些人為信念而戰結果戰死沙場，有些人為理想而活結果含恨而終。將所有的戰爭混為一談就是將戰爭「同質化」(essentialize) ，將所有的犧牲一視同仁就是將人的複雜動機概念化(conceptualize)。
化繁為簡原是說書人的特權，研究歷史的人沒有這個特權，因為歷史從來就充滿自相矛盾、似是而非、曖昧與反諷，而它的教訓與啟示，亦只會存在於這些矛盾、曖昧與反諷之中。
所以，歷史的研究與寫作，最終應該是一趟讓人學懂謙卑的經驗(humbling experience)；也只有真正謙卑的人，才會靠近歷史的真相。【按：最後幾段批得極中的！！！！】
■（評《大江大海》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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